整理/沈小花

Mako曾经站在重症监护室外，见证了一位长者生命走向尽头的过程。这给她带来的震撼至今回想仍直击心脏。

她不是逝者家属，而是一名陪同家属的医疗翻译。十年前，她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帮助在日本的一些语言不通的华人解决他们生活中最困难的问题：去医院看病。

奔波在神奈川县的各个医院，她分享过病人痊愈的喜悦，也看到过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尽管这是一份还不太被大众熟知的行业，工作中也有些不能言说的辛酸，Mako仍然希望通过打破语言的“巴别塔”，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以下是她的自述。

坚持“跑现场”的志愿翻译

在日本，医疗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有报酬的职业翻译，一种是做志愿者。我是从做志愿者开始入行的。

1991年，我来日本留学，毕业之后在一家日本的工程公司负责中国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资料整理、会议翻译，也做商务谈判。后来，这家公司取消了中国业务，正好我的孩子开始读中学，我想在家里多照顾他，于是就从公司辞职，成为了一名从事商务翻译的自由职业者。

2012年，我偶然得知横滨有一个医疗口译志愿者组织正在招募中文翻译。我之前一直想做志愿者的工作，现在正好有了更多时间，就报了名。

这个组织叫做 “神奈川县多语种信息中心”，是日本最早开始医疗口译的志愿者组织，提供十几种语言翻译服务。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日本的华人，既有生活了十几年依然不会说日文的老移民，也有一些年轻的新移民。之前没有志愿者服务的时候，他们看病时和医生无法直接沟通，只能在家人朋友陪伴下才能去医院。但即使如此，有时候他们也不能完全明白医生的诊断。

这个组织和神奈川县几个比较大的医院有合作。医生需要翻译的时候，会通过医院的社工部门和志愿者组织联系，后者指派不同的翻译到现场协助。志愿者也不是完全义务劳动，每次服务医院都会支付一些交通费，因为日本的交通费很贵。

除了在去年日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5月-9月），我只能提供电话翻译，其他时间我都坚持去现场工作。这样我可以和医生、病人有更紧密的互动，沟通更详细，表达也更准确。当医生拿出一些检查数据、或者影像检查结果时，我也可以同时看到这些资料，对于理解医生的表述非常有帮助。而在电话沟通中，这些信息都缺失了，我只能提供最低水平的直译，有时会遗漏一些非语言信息。

同时，我这么做也有点“私心”，因为只有在现场才能更好地应对一些突发状况，保持翻译的“语感”，这一点无论是电话翻译，还是视频会议都无法取代。

中日医院文化大不同

同属东亚国家，中日两国在医疗观念和医院体系上还是有很大差异，作为翻译我有时需要多花一些功夫向患者解释。

我在去年服务过一位患者，在中国确诊了类风湿，医生开出了治疗该病的药方，他也觉得有疗效。后来因为新冠疫情，他无法回国复诊，就只能到日本的医院看病。按照他的设想，日本医生只要按中国医院的诊断，给他再开一些同类药物就好了。没想到医生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说他得的病不是类风湿。病人说，他之前的翻译和医生沟通并不顺畅，具体什么病他也不知道。

我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后得知，这位患者确诊为干燥症，这种病和类风湿、红斑狼疮、胶原病等都非常相似，属于自身免疫疾病。干燥症没有治疗药物，只有对症药物，比如皮肤瘙痒只能有止痒药，并不能根除。患者听了就觉得日本医生不靠谱，中国医生开的药方管用，怎么会诊断错？

我协助医生为他分析血液检查结果，其中类风湿的相关指标都没有问题。我还跟他解释，日本的医生都是按照规范医疗指南来治病，必须根据自己做出的诊断来对症下药，而不会看了第三方诊断结果就随便开处方。之前中国医生“歪打正着”，很可能是因为病症较轻。

那位患者后来接受了这个解释，还跟我说：“你是第一个帮我把这病彻底问清楚的翻译”。

当然，也有的患者本身思想就比较固执，一旦认定自己是正确的，我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反而加深对医院的不信任。

有一次，国内一位名人来日本一家综合医院体检。日本除了少数私立医院之外，大部分医院是没有VIP通道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要按顺序等待就诊。而且，即使前面的患者看诊时间超出了正常诊疗时间，医生也不会催促他们，这就导致后面病人的等待时间也会拖延。

那天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这位名人可能平常已经习惯了被优先对待，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甚至在走廊里大声抱怨起来：“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在美国加拿大走的都是VIP通道，为什么到日本来就不行？ ”医院里很安静，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刺耳，很多人都朝我们侧目。

当时我非常尴尬，赶紧把他拉到医院外面和他沟通。

但无论是我，还是后来医院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出面解释，这位名人还是很生气，最终做完检查仍耿耿于怀。而我夹在中间，心里又委屈又无奈。

还有就是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的问题。这是被医院严格禁止的行为，如果有患者问我，我都会说不需要送。不过我知道，有些日本患者，特别是有钱人，也是会私下给医生红包作为感谢，但医生也不会因此就区别对待，最多会在一些小事上更关照一些，比如每天多巡一次房，大家心照不宣。但总体来说，日本的医生在社会上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还是比较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的。

见证病人生死，情感冲击只能自我排解

在工作中，我有时会经历一些生离死别的场面。这对于医生护士来说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作为一个非医学专业人士，我在情感上还是会遭受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医学翻译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所在的志愿者组织经常联系我，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倾诉。但对我来说，这种事并不是和同事聊天就能排解，更多地只能靠自我调适，慢慢走出阴影。

有一次，一位60多岁的女性罹患恶性肝癌晚期，要在肋下开一个创口抽腹水，这个过程对病人来说非常痛苦。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医生告知家属，如果继续做抽腹水治疗，她还能存活不到两个星期，如果不抽水，可能一周之内就会去世，让病人和家属商量下做出选择。

到了这个时候，患者本人不想再做治疗，医生也倾向于让她减轻痛苦，但是病人的两个儿子却不同意放弃。一方面是想要延续母亲的生命“尽孝”，二是准备葬礼也需要更多时间。她的二儿子甚至提出要母亲服用中药调理，被医生拒绝了。这引起了二儿子的不满，他指责医院已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又反对尝试其他方法，是对患者生命的不尊重。

最终，这位母亲还是同意抽腹水以换取多一个星期的生命，即使这会给她带来更大的身体伤害。作为翻译，我没有参与她和家人的商讨过程，但我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意。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心想将来等到我也有这一天，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为我的生命做主。

那天的工作完成后，我心里还是充满了压抑和难过，于是去了一家环境很好的餐厅，点了一份喜欢的午餐和一杯葡萄酒，慢慢过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我还在重症监护室外，亲眼见过病人的心率由跳动变成一条直线，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目击生死一瞬。

死者是一位70多岁来日本旅行的老人，路上突发脑溢血，被旅游公司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还是没能挽回生命。他的女儿通过旅游公司找到我，请我帮忙和医院沟通。医院工作人员非常体谅我的感受，告知我如果觉得不舒服，病人在去世后的一些后续安排我可以回避。我自己也经历过家人去世，深知这个时候家属最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更何况是在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异国，所以还是陪伴死者的女儿完成了所有的手续。

每当有这样直面生死的时刻，我都需要通过排解，让自己度过心理上的“缓冲期”，才能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小众职业的困境：缺乏社会认可，没有全国统一认证

日本近些年来外来人口不断增加，也有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外国人特地来日本看病，但有的医院还是不愿意“找麻烦”，并不是特别积极接诊，即使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是外籍病人，他们可以收取的医疗费用是本国患者标准费用的三倍，算是个收入颇丰的“创收”项目。

外语医疗翻译也还是一个很小众的职业，在日本社会的认知度很低，有的时候志愿翻译服务甚至会遭到来自医院内部的阻力。医院每次请我们协助，都会给志愿者组织拨款，其中包括我拿到的交通费。因为外国患者增多，这笔费用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增加了医院的成本负担；加上之前一些患者在规定的问诊时间没出现，却不提前取消预约，让翻译白跑一趟不说，医院还得照样支付这些费用，久而久之有的医院就颇有微词。所以有的医生宁愿自己用翻译软件和病人鸡同鸭讲。

做这行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全国统一的资质认证，只有各个团体和组织各自按照政府颁布的培训大纲，定期组织的专业培训。我所在的志愿者机构每年也会召集所有语种的志愿者，进行四次统一培训，我们40几个中文翻译志愿者还定期自发组织学习小组。

但由于各个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培训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很难完全保证。而且，现在医学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翻译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医学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医疗翻译人员之间业务能力相差很大，我听说有的翻译因为翻译质量太差，被医生从医院里赶走了。

因为疫情，我的职业翻译工作几乎都停工了，所以有更多时间来做志愿翻译。要保持高水准的服务质量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从“钱”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并不划算。但它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满足。患者每次看到我，总是会放下心来；他们对我的依赖和信任，和每次看完病后表达的感谢，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