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经济发布了一项研究，追踪了过去30年按市值计算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的变化。研究发现，经过一年的疫情考验，这个榜单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大公司赚的钱更多了，却更不舍得花钱；更多的科技公司取代了传统企业的巨头位置；以及，更多的中国公司登上了这份榜单。

在疫情到来之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都做得很好。现在他们做得更好。

按价值计算，美国上市的前50家公司在2020年增加了4.5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值，使其总市值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8%。三十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5%。

根据彭博经济的一项新研究，这只是衡量超级明星公司如何主宰世界经济的一个标准，该研究描绘了这些公司不断变化的角色。这些研究结果为一心想要控制这些巨头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弹药，包括美国政府，因为它正在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对企业利润征收更多的税。

彭博经济研究显示，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最大的公司一般都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支付的税收也更少。1990年，它们的有效税率中位数为35%，去年已降至17%，而利润率则朝相反方向发展，同期从7%飙升至18%。它们还将更少的收入用于创造就业的投资。199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公司IBM将其收入的9%用于资本支出。快进到2020年，市值最大的当苹果公司只花了3%。

超级明星公司享有的优势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如何驯服它们的问题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议程上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和依赖人流的零售竞争对手，不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是为保持社交距离的一年量身定做的。政府的救援措施对最大的公司最有效，这些公司受益于中央银行的支持，使借贷成本保持在低水平，股票价格也很高。相比之下，为小企业提供的拼凑式救济措施使许多企业在支付账单方面陷入困境。

在美国，拜登总统的政府正在寻求提高公司税，作为阻止长期不平等发展措施的其中一个。他希望至少扭转其直接前任总统特朗普实施的部分削减措施。他还在推动一项全球税收协议，使最大的公司更难通过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地区来降低其税收。

这种做法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达40%的纸面上看起来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对没有实质内容、与当地经济没有真正联系的公司外壳的幽灵式投资”。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全球“30年来在公司税率上的竞争”。她说，20国集团就全球最低税收达成的协议将为“跨国公司的税收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的推动引起了爱尔兰等国家的抵制，爱尔兰的低企业税率鼓励了包括苹果公司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在那里设立地区总部。在最初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想要一个21%的最低税率之后，拜登政府现在提出了15%的税率，这表明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需要做出妥协。

1990年，在交易所交易的前50家公司中没有中国企业；去年有8家。中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欧洲企业的退步为代价的，在此期间，欧洲企业在榜单上的数量从15家缩减到7家。

除了世界经济地理的变化之外，彭博经济学的研究还捕捉到了这些最大企业发生的深刻变化。科技公司占据了榜首，而化石燃料公司（除了沙特阿拉伯的旗舰企业阿美石油公司之外），已经退出了榜单。

特别是科技公司的超常增长是刺激政府行动的原因。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家和监管机构都在关注这些公司。这包括中国，监管机构阻止了马云的蚂蚁金服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对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在内的关联公司处以创纪录的罚款，并将打击范围扩大到腾讯控股等其他科技巨头。

欧洲一直在研究如何根据亚马逊和Alphabet等公司的运营地点，而不是它们的总部所在地来征税。这个想法导致了这些企业和特朗普政府关系紧张，但随着拜登团队的上任，双方有希望达成协议。

在美国，两党都支持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更强硬的做法，不只是提高税率。拜登看起来将在这方面坚持其前任的政策。他已经提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莉娜· 汗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她是一篇指责亚马逊垄断行为的里程碑式论文的作者。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在特朗普时期开始了一项诉讼，希望分拆脸书公司，司法部也对Alphabet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汗在2017年写道，亚马逊“通过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积极追求增长来建立其主导地位，这是互联网平台市场的经济学所鼓励的策略。在这些条件下，掠夺性定价变得高度理性。”而对经济委员会任命，拜登选择了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蒂姆·吴，他在2018年出版的《巨头的诅咒》一书中呼吁更积极地使用反垄断法。

人们对这一议程的兴趣日益浓厚，已将其与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托拉斯法案时代相提并论，当时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政治家打破了石油、铁路和其他行业的垄断，使当时的企业巨头受到更严厉的监管。

和今天一样，两党的政治家都担心，企业的财富和权力已经集中到了反民主的程度，如果不能阻止这一趋势，那么在一个被财富不平等和城乡差距巨大的社会中，就可能为更激进和民粹主义的要求开路。

推动政府担忧的许多因素是关于科技及其在生活各个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包括言论自由和公司积累的大量个人数据。但其他问题则与大企业本身有关，它创造了市场的力量：有能力扼杀竞争者，对供应商施以强硬手段，榨取客户，并影响监管。

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超级明星公司的主导地位增加，使工人处于不利地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疫情前几十年美国工资增长缓慢，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竞争减弱。一些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使它们能够在不增加很多员工的情况下扩大规模。其他公司，包括亚马逊和阿里巴巴，雇用了大量工人，但往往是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作，尽管亚马逊在击败阿拉巴马州一个仓库的工会企图后，已经宣布全面加薪。

衡量超级明星公司日益强大的另一个标准是彭博社所记录的利润率的提高，如果一些公司不是牺牲短期收入来换取未来几年将带来更大回报的市场份额，其利润率可能会更大。

研究规模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它也显示在低于世界前50名的水平上。例如，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三的美国行业在过去20年里集中度有所提高，市场由更少更大的公司所主导。

由于利润丰厚，税款低廉，对资本甚至工人的需求有限，新一代的巨头企业也给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了挑战。供应方的论点是，降低税收通过促进招聘和投资来刺激增长（从来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现在看起来更加脆弱。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想法在大公司积累了大量现金而不需要借贷时受到了打击。2020年，排名前50位的公司坐拥1.8万亿美元的现金，足是其今年的全部资本支出的五倍以上。

在所有因超级明星公司的出现而引发的担忧中，彭博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更令人放心的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企业排名前50位中的一半左右都发生了变化。

这并不一定说明试图打入一个行业的新兴起也的前景如何。它可能只是反映了经济的变化，比如从大石油公司到大科技公司的代际转变。但它确实表明，市场的活力仍在发挥作用，而且进入顶端并不保证能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