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Moscrop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称疫情凸显了加拿大民主制度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拥有多数派政府的领袖几乎不可动摇。作者认为，安省和阿尔伯塔省长都应该为新冠治理不力而主动辞职或被赶下台，但事实是，加拿大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领导人糟糕的治理，除了寄希望于下一次选举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作者呼吁改革法案，赋予党团会议更多的权力。

在加拿大各地，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处理日常问题方面不平衡的措施，暴露了该国民主的一个核心缺陷。在两次选举之间，拥有多数派政府的领导人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加拿大在这一点上比其他议会制民主国家更为明显。这个偶尔会令人不安的缺陷，在全球健康危机期间，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让焦虑、愤怒、恐惧的民众无计可施。

在安大略省，新冠病例肆虐该省的长期护理设施后，长期护理部长梅里·富勒顿本应为其在新冠防疫物品采购上的失职而辞职。然而，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支持了她，福特自己也应该为他在新冠期间的失败而辞职，该省的卫生部长和副省长克里斯蒂娜·埃利奥特做得也很失败。

在阿尔伯塔省，司法部长凯西·马杜声称，“反对者”希望该省的防疫工作失败。他的攻击很离谱，不负责任，也不符合部长的身份，尤其是作为司法部长。起初，该部长还拒绝道歉，尽管后来他道歉了。

在联邦范围内，文化部长史蒂文·吉尔博监督了一项试图修订《广播法》的法案（这项法案提议对拥有大量粉丝的媒体账号进行监管），这是一次最糟糕、毫无逻辑的尝试。然而，特鲁多总体还是支持他继续担任这个职务。

事实上，正如曾担任前总理斯蒂芬·哈珀的通讯主管的安德鲁·麦克杜格尔所说，有四位联邦部长应该离开，如果特鲁多足够强势，他们都应该下台。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继续任职？

在加拿大，选举是问责制的核心机制。但它们往往很少举行，时间跨度也很大，尤其是在政府赢得多数的情况下。疫情使选举变得更加危险，也提高了选举的门槛，至少在联邦范围内是如此。即使在太平年份，等待选举来处理一个失败的领导人也很成问题。

此外，领导人办公室的权力集中，使他们能够控制党团会议（政党支持者或成员间举行的会议），如果领导人恰好态度顽固，他们就可以在部长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继续保留部长的权利。

但是，在两次选举之间，也可以使用问责机制，问题是我们没有充分使用它们。

首先是部长辞职，分为自愿或被迫辞职。部长的责任规定他们必须对立法机构负责。此外，正如所有议会制度中常见的那样，处于责任心和希望，这些部长应该对其部门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在实践中，情况却大不相同。

由多数派政府支持的党派立法成员，他们希望讨好他们的领导人，借此获得或保持一个重要的内阁席位或委员会角色，甚至获得再次竞选的机会，这些成员为了确保政府顺利有效地运作而经常放弃自己的职责。

在少数派政府中，本应准备推翻政府的反对党也经常推卸责任，因为民调或组织不力，他们想避免在选举中落败，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部长们是一个问题，但正如那句令人反感的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the fish rots from the head down，直译为鱼臭先臭头）。如果一个领导人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因为政策和领导失败而走向毁灭，那会发生什么呢？

民意调查员和EKOS研究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格雷夫斯分享了4月中旬至5月初收集的研究结果，发现68%的安大略省人不赞成福特对疫情缓慢且不一致的处理。在阿尔伯塔省，72%的人不赞成省长杰森·肯尼的省政府。

在福特和肯尼这样可怕案例中，他们的党团应该反抗，把他们赶走或逼走，这种做法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更常见，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议会民主国家，中央控制较少。在阿尔伯塔省，一名立法会议成员呼吁肯尼下台，另一位支持这一呼吁，结果这两人都被赶出了党团会议。

2014年的改革法案试图在联邦范围内赋予议员权力，但没有达到其宏伟的目标。各方应该重新审视这一法案。但是，更重要的是，联邦和省级立法机构应大幅增加议员人数，从而受到奖励的议员比例会缩小。这是个老办法，但也是个好办法。

随着党团成员的增多，领导者将更难激励或威胁他们的行为。一些观察人士也会建议增加选民的罢免人数，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一过程更加耗时、繁琐，而且总体上受制于有害的民粹主义，而且它还会削弱党团控制，而这正是使议会成员拥有更多权力的意义所在。

当疫情破坏了加拿大人的生活并伤害了他们的亲人时，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政治家们的失败，除了等待下一次选举外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这是不合理的。失败的部长们应该辞职或被撤职。

展望未来，加拿大的联邦和省政府应该授权党团会议在两次选举之间罢免失败的领导人。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治理国家，甚至可以拯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