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ady Ostrovsky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讲述了俄罗斯主要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在于普京的对抗中遭受的耻辱、监禁和毒杀，但是纳瓦尔尼凭着对美好国家的信念，依然在坚持战斗着。

 

“我不知道将去向哪里……但我并不害怕。”

1月17日，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中毒5个月后登上从柏林返回莫斯科的936航班，当时他就已经预料到了等待他的命运。

当他穿过机舱时，大多数乘客已经就座，他穿着一件亮绿色的夹克，戴着蓝色的口罩，身后还推着一个行李箱。就像他的伟大对手普京一样，纳瓦尔尼知道知名人物的力量。

人们拍手欢呼，闪光灯闪个不停，包括我在内的记者们起身看着这个死里逃生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很高兴能回到家里。然后他找到13A，他的“幸运”座位，他妻子尤利娅就在旁边。

2020年8月，在纳瓦尔尼去西伯利亚的一次竞选活动中，俄罗斯特工将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涂抹在他的内裤上，纳瓦尔尼因此险些丧命。纳瓦尔尼在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昏迷不醒。飞行员紧急降落，一个医疗小组给他注射了解毒剂，挽救了他的生命。

几天后，一辆空中救护车将他送到了德国柏林。纳瓦尔尼中毒很深，他被装在一个密封的担架上，看起来像一个棺材。他对自己几周的昏迷毫无印象。当他醒来时，他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

当送他回家的航班起飞时，纳瓦尔尼和他的妻子摘下口罩，举起了手机，把摄像头对准自己，尤利娅故作严肃地说：“孩子，给我们拿点伏特加，我们要回家了。”

他们立即在推特上向纳瓦尔尼的250万追随者发布了这段视频。

大多数人都会认出这句话，它来自2000年的一部另类电影《兄弟2》（Brat 2），讲述了一个魅力超凡的年轻俄罗斯人与不公正作斗争，并前往美国与一个美国敲诈者算账的故事。这部电影似乎是一个关于贪婪西方和正直俄罗斯的寓言。

但对纳瓦尔尼来说，克里姆林宫里正坐着最贪婪的黑帮。

尽管面临着与安全部门摊牌的前景，纳瓦尔尼在飞行过程中显得很镇定。他已经面对过死亡，有时说起来好像他已经征服了死亡。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当我死的时候”，在飞机上，纳瓦尔尼夫妇几乎没有交谈。

相反，他们用iPad观看美国动画片《瑞克和莫蒂》。

当我们下降时，我把我的登机牌递给了纳瓦尔尼，让他在上面写下他的想法。他写道：“哟，阿卡迪（注：作者名），我上次传小纸条还是在学校，很高兴你在这个有趣的航班上，我不知道将去向哪里。” 

到达大厅时，纳瓦尔尼发现了一张展示克里姆林宫图像的大海报，并在它面前停了下来，似乎要对这个权力的象征宣告什么。

他对随行的摄像机说：“这是我过去五个月来最幸福的一天。我已经回家了，我并不害怕。”

普京和纳瓦尔尼都以不同的方式把政治当作一场真人秀。普京开展了很假的竞选活动，并已预先确定了结果。国家电视台大肆宣扬关于乌克兰法西斯分子和俄罗斯“第五纵队”的谎言，用它们来为真正的入侵、吞并和杀戮辩护。他的目的是操纵公众，滋生对民主政治的冷嘲热讽，使变革变得难以想象。

纳瓦尔尼的竞选工作也是一场真人秀，在社交媒体上的数百万追随者面前上演。他的目的是揭示俄罗斯政治精英们得意笑容下真实的权力运作。当克里姆林宫推进20世纪的镇压机制时，纳瓦尔尼正在进行一场21世纪的媒体战争，将政权的暴行一段段地播出。

更凶残的国家施暴者往往正中纳瓦尔尼下怀。当他在莫斯科的入境口向边防人员出示护照时，三名身着黑衣的蒙面官员出现在他身后。尤利娅无可奈何地摘下口罩，拥抱并亲吻了他，然后用心地擦掉他的脸颊上的口红。纳瓦尔尼被带往远离摄像机的一个警察牢房。

改变了信仰，但保留了帝国

第二天，警察局内匆忙安排了一个“袋鼠法庭”（注：指在监狱、工会或其他组织中私设的公堂或非正规的法庭）。墙上挂着斯大林秘密警察头目亨里希·雅戈达的肖像，他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注：指的是1936年8月对十六名布尔什维克、老布尔什维克的前苏联著名政治和其他人物的审判），此时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纳瓦尔尼。对纳瓦尔尼的指控反映了俄罗斯司法卡夫卡式的绝望而压抑的本质。（注：弗朗茨·卡夫卡，做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擅长描绘日常生活的绝望）

他被指控违反了他的缓刑条件。他因捏造的欺诈和贪污指控而获得缓刑后，于2014年被设定了这些条件。据检方称，他在德国依靠生命支持系统，从国家试图暗杀他的行动中恢复过来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履行每月两次向俄罗斯监狱部门报告的义务。纳瓦尔尼被还押30天，等待判刑。

尽管被监禁，但他还是发动了攻势。在纳瓦尔尼被带到牢房后不久，他的团队就发起了一次爆炸性的攻击：一部关于普京在黑海的秘密宫殿的长达两小时的影片。

这是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之一，受到海军巡逻和防空系统的保护。纳瓦尔尼的支持者从一艘充气船上发射了一架无人机，拍摄了这座拥有直升机停机坪、葡萄园和地下溜冰场的宫殿。他们用建筑图纸对内部进行了三维重建，发现里面配备了水烟馆、钢管舞舞台和价值850美元的马桶刷。这部电影已经被观看了超过1.1亿次。

尽管普京控制着法院、安全部门和国家的镇压机器，但纳瓦尔尼越来越多地把握了主动权。该视频旨在揭露普京政权核心的腐败。有一个细节指出了两位政治家之间不起眼但十分重要的对比。

宅邸的锻铁大门上有金色的双头鹰。它们似乎是仿照圣彼得堡冬宫的大门制造的，冬宫是1917年俄罗斯革命期间被攻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住所之一。纳瓦尔尼的“视频入侵”会是实际革命的前奏吗？普京是否是一个疲惫的等待被打倒的皇帝？

自列宁以来，还没有一个自作主张的政治家在政治机构中引起如此的恐惧。25年前，纳瓦尔尼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打杂的房地产律师；10年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博主而已。现在，他是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人物，拥有灵活的媒体运作。

直到最近，他还在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但俄罗斯政府已经采取行动，逮捕他的支持者并粉碎他的组织，将其称为极端主义，与恐怖分子类似。纳瓦尔尼可能正坐在监狱里，但他的影响力从未如此之大。

赋予纳瓦尔尼力量的不仅仅是对现代媒体的掌握。无论普京和纳瓦尔尼之间的个人恩怨如何，正如纳瓦尔尼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竞争最终反映的是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复兴和现代化之间、理想化的帝国与前苏联和“未来的美好俄罗斯”之间的历史之争。

这是一场关于作为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的斗争，以及是什么将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战争。

要理解为什么这种争论如此激烈并且如此持久，你需要看看历史。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传统上分为两大类（有时是重叠的）：种族民族主义和帝国民族主义，前者将俄罗斯人视为优越的民族，后者则是普京进攻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时那种狂热的摇旗呐喊。纳瓦尔尼想要的是不同的东西：他相信公民民族主义，一种涉及集体参与共同利益的概念。

俄罗斯从未经历过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渡。1917年，一个道德沦丧的君主制被无产阶级扫地出门，这个千禧年教派（注：千禧年主义是某些基督教教派正式的或民间的信仰，这种信仰相信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全球和平来临，地球将变为天堂）承诺将使国家现代化，并改变世界。他们改变了信仰，却保留了帝国。

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并不彻底。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帝国核心的俄罗斯，在确认自己的民族认同方面仍然面临挣扎。苏联的经济秩序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粉碎了。但是，虽然前共和国培养了从苏维埃帝国中解放出来的民族观念，俄罗斯却无法从过去中彻底挣脱出来，并一直在努力制定自己的民族认同。

俄罗斯的第一位民选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在一个少数民族占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培养民族主义表示担忧。他没有把公民称为Russkiy（俄罗斯人）表示民族文化身份，而是用Rossiysky（俄罗斯的），这个词表示俄罗斯国家的公民。

他把红旗换成了前苏联的三色旗，并放弃了苏维埃国歌，改用《爱国歌》（Motif d’un chant national），这是一首19世纪的一首曲子，没有歌词，似乎在表达对身为俄罗斯人的困惑。在没有任何统一思想的情况下，他试图在一端将俄罗斯与布尔什维克之前的历史联系起来，在另一端与西方联系起来。苏联时期从历史中被删去了。

2000年普京接替叶利钦后，他恢复了苏联的象征，如斯大林时代的国歌，尽管是用新的歌词。更根本的是，他还恢复了苏联的政治控制方法，包括在国内的镇压和对俄罗斯邻国的侵略。普京试图将俄罗斯的身份植根于对帝国的怀念，并将苏联时代视为帝国的延续。

去年10月，我去柏林看望纳瓦尔尼，他当时正在从诺维乔克中毒中恢复。他当时说：“普京是苏联的最后一根弦。”

纳瓦尔尼说，有毒的帝国民族主义正在阻碍俄罗斯的发展。他认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表现出资本主义最糟糕的方面：贪婪、物质主义、腐败，却没有自由社会所拥有的任何民主或社会福利。

他认为俄罗斯可以改变。他的改革方案的一个关键部分包括将许多决策和税收权力下放，并最终将大部分财富下放给俄罗斯的城市。纳瓦尔尼说：“当然，在内心深处，俄罗斯人总是觉得他们与众不同，很特别。我希望看到俄罗斯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一个不威胁任何人，不侵略任何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活的国家。”

普京和纳瓦尔尼对历史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风格。普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沙皇：大家长，他的国家和他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离婚了），他是唯一能够用他的专制控制力把俄罗斯团结在一起的人。他把就职典礼变成了加冕仪式。

在抗议活动中，人们现在高呼：“打倒沙皇”。

俄罗斯的政治传统上是在克里姆林宫厚厚的围墙后面进行的，远离不了解情况的普通民众的眼睛。政策是在讲台上或电视屏幕上向人民宣布的。

相比之下，纳瓦尔尼在竞选时与普通人混在一起，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握手和自拍（他的衣服和发型比十年前更鲜明，但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变化）。

纳瓦尔尼努力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普通人。他避免了大多数俄罗斯政治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炫耀性生活方式：他几乎不喝酒，也不玩女人。过去20年来，他一直住在同一间三居室的公寓里。今年2月，在审判休息期间，他让他的律师从麦当劳订了一餐。

他一直认为，政权的斗争应该是有趣的，而且他也试图使之具有娱乐性。他经常影射流行文化，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他把他现在的监狱看管人员比作《星球大战》中的暴风兵，他们的武器不是激光枪，而是铁撬）。他模仿美国总统候选人，他说，他的许多政治策略都借鉴了美国电视剧《白宫群英》和《火线重案组》。

他打破了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隔阂。他身高1米85，在他的支持者中很显眼（相比之下，普京身高1米7），被他们当作名人对待。在路上，纳瓦尔尼与选民谈论食品价格、医疗保健、学校和坑洼不平的道路。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餐馆里，我曾看着两个半醉的商人挑战纳瓦尔尼的政治观点。他建议他们讨论一下出口关税和税收。20分钟后，他们提出要为他的竞选捐款，并宣布他是“我们的候选人”。

“是普京把我带入了政治领域”

很少有人，也许没有人，了解纳瓦尔尼的私人世界。像大多数政治家一样，纳瓦尔尼在他的早期生活中刻上了历史和政治背景。他的出身并不显眼。他于1976年出生在莫斯科附近的奥布宁斯克郊区，这是一个封闭的核城镇。他的父亲是苏联导弹部队的一名中校。他的母亲是一名会计。当他们退休后，他们接管了一家手工柳条编织企业，制作篮子和编织的小雕像。

在普京出生和纳瓦尔尼出生相隔的那25年里，经历了斯大林去世，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纳瓦尔尼出生时，普京已经在苏联克格勃任职。纳瓦尔尼对苏联的记忆是它的腐朽，而不是它的强大。

纳瓦尔尼的成长性政治经历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现在可以确定它是苏联即将崩溃的象征。当时9岁的纳瓦尔尼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郊区的祖父母家度过了他的夏天。

他的家人经历了掩盖真相的过程：苏联政府让当地人在受污染的落尘区挖出土豆，以表明它们并不危险。大约20年后，当他回到祖母被遗弃的房子时，他发现只有地板上被扔下的祖母旧外套和他小时候的照片。其他东西都被偷走了。

他对食品短缺和稀缺的消费品也还有很深的记忆。他告诉我：“我记得自己没完没了地排队买牛奶，梦想着嚼口香糖，听到我父母关于南斯拉夫鞋子或捷克斯洛伐克家具的谈话。”

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十几岁的纳瓦尔尼感到既危险又兴奋。他自己的家乡被一个格鲁吉亚黑帮分子占领了。他说：“那人穿着白袜子，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个头头。他能解决问题。” 

纳瓦尔尼偶尔也会参与街头斗殴。有一次，在一场摇滚音乐会后，他挥舞着双节棍，从醉酒的暴徒手中救出了一个嬉皮士。他终于感到自己从苏联单调的官方文化中解脱了出来。他说：“电影、音乐……一切都变得触手可及。”

作为一个青年，纳瓦尔尼对俄罗斯的希望升起，然后破灭。

他赞成叶利钦的政治，叶利钦政府正在改革经济并实现大规模私有化，以帮助俄罗斯成为一个市场化民主国家。

1993年，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顽固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联盟试图发动武装叛乱时，叶利钦的军队炮击了议会大厦，纳瓦尔尼对此表示欢呼。

一年后，当叶利钦发动俄罗斯在车臣的第一场战争时，他同样表示支持：他认为这是为了恢复法律和秩序。与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对反叛的车臣战士没什么同情心。

当时，纳瓦尔尼正在莫斯科的二级人民友谊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目睹了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敌对帮派为了毒品进行地盘争夺战。一群车臣人主导了这一交易，并控制了纳瓦尔尼的宿舍，这使他对这一群体产生了深深的偏见。

1996年，叶利钦的支持率因战争失败和经济不景气而被削弱，一小群商业大亨嗅到了机会。在阻止共产党执政的幌子下，他们与叶利钦政府达成了一项交易：叶利钦得到了金融和媒体资源，作为回报，这些人占有了俄罗斯最宝贵的资产。

当纳瓦尔尼从大学毕业时，他和他的国家似乎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在俄航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反垄断和货币监管，月薪约为1000美元（按当时的标准来说是不错的收入）。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去土耳其度假，1998年他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妻子尤利娅，他的恋情持续了下来，但其他的梦想却变了味。

对纳瓦尔尼来说，叶利钦和寡头达成的交易不仅仅剥夺了俄罗斯人的共同财富。它使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名誉扫地，以至于许多人都看不到其中的价值。寡头们因其财富和成功确保叶利钦在1996年连任（他多次心脏病发作，几乎丧失了能力）而胆大妄为，寡头们决定自己负责他的继任。

三年后，即1999年，一个由寡头和叶利钦家族成员组成的阴谋集团将普京——一个以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前克格勃军官，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他们希望普京能保护他们的财富，并保护他们免受起诉。

少数人对一个人的抬举，而不是俄罗斯公民对他的选举，纳瓦尔尼说，那一刻对纳瓦尔尼的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说：“是普京把我带入了政治领域。”

尽管当时普京和纳瓦尔尼的政治生涯没什么交集，但他们的生活已经纠缠在一起。普京于2000年当选总统，这一年，纳瓦尔尼加入了他父母投票支持的俄罗斯最古老的自由主义政党亚博卢。

他认为加入该党是进入议会的一条捷径。他投身于基层组织工作，管理莫斯科的议会选举活动，并很快加入了该党的高层阵营。但他对亚博卢的领导人感到失望，他们似乎更感兴趣的是与竞争对手争斗而不是确保实际的权力。

普京已经塑造了一个清醒、坚定的领导人形象，声称他将带来秩序和稳定。他很受欢迎，并从早期的经济改革中获得了好处，后来油价上涨又推动了改革。收入飙升，酒吧和咖啡馆开张，时尚杂志问世，消费蓬勃发展。城市中产阶级似乎很乐意听从普京的建议：享受生活，不参与政治。

自由主义反对派传统上一直从城市中产阶级获得支持，而所有这些都耗尽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力量。然而，对反对派的需求却在增长。在重建俄罗斯国家的名义下，普京正在创造比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治更强大的东西。他利用法院和安全机构来控制经济，并通过警察进入市场，为少数亲信谋取利益。普京政权将腐败变成了一种治理体系。

纳瓦尔尼跟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那种被邀请参加莫斯科的自由主义晚会的人，那是记者、政客、作家和演员都会参加的晚会。

相反，他寻求扩大自己的支持，在其他地方建立联盟。他求助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被剥夺权利的工人阶级，他们被排除在俄罗斯的石油财富之外，而且通常被中产阶级所忽略。

2005年，反普京团体在莫斯科举行了名为“俄罗斯游行”的活动（现在每年在多个城市举行）。它汇集了极右翼光头党、极端主义分子和新帝国主义分子。有几千人参加了第一次集会，那是当时最大的一次反对普京的示威。

纳瓦尔尼认为，民族主义太重要了，不能向一群新纳粹分子投降。2006年，他倡导这群人的集会权，第二年他加入了游行队伍。他对这一行为的解释是：“我们必须剥夺法西斯分子宣扬民族思想的权利……事实上，我们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然后那些宣传民族仇恨的人就会发现属于他们的地方是在被告席上。”

亚博卢将纳瓦尔尼开除出党。纳瓦尔尼毫不畏惧，成立了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其俄语缩写Narod，意为“人民”或“民间”。其宣言宣称：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面临着一场“民族灾难”，俄罗斯仍然是苏联最大的一部分，而这里仍然尚未成为独立国家。

“我被自由主义者打成民族主义者，被民族主义者打成自由主义者。”

宣言包括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高谈阔论。纳瓦尔尼自己对观点的表述则比较粗略。为了争取一些民族主义人群并建立自己的威信，他在YouTube上录制了一些视频，在这些视频中，他把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人与伊斯兰恐怖分子相提并论，把他们描述为应该被消灭的蟑螂和害虫。他还呼吁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纳瓦尔尼很快就试图与这些早期的言论保持距离。他告诉我：“今天再看，觉得它们非常愚蠢。”

尽管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想扩大党的吸引力，但他最终还是疏远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没有吸引到这群铁杆民族主义者。他后来说：“我除了对自己的形象造成损害外，什么也没做到。我被自由主义者打成民族主义者，被民族主义者打成自由主义者。”

他揭露腐败的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我第一次听说纳瓦尔尼不是通过他的政治竞选活动，而是因为他购买了一些俄罗斯最大的国营公司的股份，这使他能够出席这些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并质问管理层。

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对普京亲信的贪污和掠夺的调查结果，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这为他赢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追随者，包括这些公司的各种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后来成了有用的消息来源。

由于俄罗斯电视牢牢掌握在普京政府的手中，因此纳瓦尔尼将互联网作为政治转型的工具。他推出了一系列网站，旨在促进小规模的公民行动。其中一个网站允许人们向当地政府要求修路，另一个网站使他们能够监测公共采购招标，以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2011年，纳瓦尔尼将他的方案集中在他的反腐败基金会旗下，这些方案已被证明越来越受欢迎。这成为他的主要政治工具。几十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有效地培养公民的“习惯性无助”，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人们不再试图改变现状，因为没有任何意义。通过将政治描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俄罗斯政府确保没有人愿意去挑战它，甚至不关心投票。

纳瓦尔尼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揭露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腐败只是证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有更大的野心。如果克里姆林宫让俄罗斯人感到无助，他希望人们能感受到自己声音的力量。正如Vedomosti报所说的那样：“他以自己为例，向俄罗斯公民表明，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2011年的时候，我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莫斯科记者，和许多人一样，对注定不会发生变化的选举没什么兴趣。纳瓦尔尼则有其他想法。他利用自己的博客，鼓励人们投票给普京的“统一俄罗斯 ”政党以外的任何人，他将其称为 “一个骗子和小偷的政党”。

这个标签引起了共鸣。当官员们看到纳瓦尔尼的呼吁所产生作用时，他们开始公然地往投票箱塞选票，以至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明显破坏选举的证据。

2011年12月5日，选举后的第二天，纳瓦尔尼发出呼吁，要求所有政治派别的人——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派、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甚至是“火星人”，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捍卫他们的选票。当人群聚集时，纳瓦尔尼爬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像摇滚明星一样拿着他的麦克风。他问：“感谢你们觉得自己是公民，感谢你们告诉这些混蛋我们的存在。现在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存在吗？”

“我们存在。”成千上万的声音回应。

他又问：“他们称我们为微博客和互联网仓鼠。我是一只互联网仓鼠，而且我将咬住这些混蛋的喉咙。我们怎么称呼他们的党呢？”

群众回答：“骗子和小偷的党。”

他纠正道：“骗子、小偷和杀人犯的党。”

当人群气势汹汹地在卢比扬卡大楼前与警察发生冲突时，我去了“莫斯科回声”电台，那里是自由主义者聚集闲谈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宣布 “我们需要改变政治秩序”之后，刚刚下了节目。

他回忆起1990年数十万人抗议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他说：“对我来说，离开权力很容易（他在1991年做到了），我没有偷任何东西，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他们来说，就比较难了。”

2011年议会选举后，纳瓦尔尼被逮捕并被监禁15天。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抗议活动越来越多。数十万人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游行，高呼“没有普京的俄罗斯”和“我们是这里的力量”。

纳瓦尔尼终于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示威活动使普京改变了他的政治信息传递。他曾经吸引帝国主义对苏联时代的怀旧情绪。现在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传统价值观和宗教正统性，不仅仅将自己的政权描绘成俄罗斯历史的自然继承者，还描绘成反对外来的、堕落的西方价值观的堡垒。

2014年，普京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这是凯瑟琳大帝就觊觎的地区（注：凯瑟琳大帝1783年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也是苏联领导人的度假胜地。这是普京自己对民族主义的呼吁。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纳瓦尔尼的反腐运动从聚光灯下挪走。普京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以及叙利亚的战争表明，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军事大国。

随着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飙升，他采取行动压制反对派。纳瓦尔尼于2014年被拘留，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软禁。2015年8月，当我在纳瓦尔尼的办公室拜访他时，大多数俄罗斯自由派都处于抑郁状态。另一位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被谋杀了。许多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正在离开这个国家。

纳瓦尔尼堵上不惜押上自己的性命摧毁暴力和谎言

纳瓦尔尼承认，有可能在一年内他会再次受到排挤。但他不会离开，他说：“我不会考虑移民，对与我一起工作的99%的人来说，也不会考虑这个选项。” 

他知道自己的处境看起来很危险，但他也相信，普京政权的垮台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他等待着它的到来。

事实证明，坚持不懈是纳瓦尔尼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到2016年底，吞并克里米亚引发的兴奋情绪开始消退。西方实施的经济制裁正在打击实际收入，公众舆论开始转向。

2017年3月，纳瓦尔尼通过发布一部关于普京的跟班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积累秘密财富的纪录片，启动了他在下一年的总统选举中的竞选。这引发了俄罗斯各地的抗议活动。

不可避免地，纳瓦尔尼没有被允许参加总统竞选。但这并不妨碍他开展竞选活动，在全国各地的集会上发言。大约在这个时候，一群为专门处理违禁化学武器的秘密特工开始跟踪纳瓦尔尼，独立调查记者机构Bellingcat去年披露了这一点。

这些俄罗斯特工跟踪了他三年。直到2020年8月，他们在纳瓦尔尼的拳击短裤上涂抹了神经毒剂。这一企图恰逢白俄罗斯发生全国性起义，反对统治该国超过25年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操纵选举。

在谈到白俄罗斯史无前例的示威活动是，纳瓦尔尼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说：“他们的成功将是我们的成功。”

果然，去年夏天，当俄罗斯远东地区因一位受欢迎的州长被捕而爆发抗议活动时，示威者对白俄罗斯表示声援。克里姆林宫很清楚，像纳瓦尔尼这样的反对派领导人是一个明显的、现实的危险。

此时，政府已经和他玩了十年的猫捉老鼠游戏，希望将他边缘化。现在，它决定采取行动。当纳瓦尔尼在柏林的一家医院昏迷了两个多星期后醒来时，他告诉他的伙伴们：“看到普京终究还是决定要杀了我。”

当我10月在柏林见到纳瓦尔尼时，他以双倍的语速说话，就像快进一样，可能是神经毒剂的后遗症。在1月返回莫斯科两周后的审判中，纳瓦尔尼在结案陈词中说，普京，而不是他，才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他戴着手铐，在法庭上的防弹玻璃笼中说：“我的存在致命地冒犯了他，他将作为一个投毒者记入历史。我们有智者雅罗斯拉夫和解放者亚历山大。而现在我们将有‘弗拉基米尔——内裤投毒者’。”

在法庭外，安全部门的成员正忙着逮捕任何前来支持他的人。

因为他们不相信，在食物和思想之间，有人会选择思想

两周后，他在另一次上诉中再次拔高了言辞，引用了《圣经》：“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后他转向另一个神圣影片《兄弟2》，借用了高潮部分的桥段，即主人公与美国头目对峙时所用的话语。

他在转向法庭前问法官：“在俄罗斯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是什么？”

他仿佛是在集会上讲话：“谁来帮帮我……权力在哪里？真正的权力在于真理……拥有真理的人拥有权力。数以千万计的人想要真相，他们迟早会得到它。”

在俄罗斯，说真话一直是一种政治行为。牢房、码头和脚手架往往是最好的讲坛。纳瓦尔尼的话与俄罗斯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话相呼应，他在1974年被捕当天发表了谴责苏维埃制度的文章《不靠谎言活着》。

索尔仁尼琴写道：“暴力很快就会变老，仅仅几年，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为了维持脸面，它只好找到谎言作为它的盟友，因为暴力只能用谎言来掩盖自己，而谎言只能通过暴力来维持。” 

这是一个仍然引起共鸣的想法。普京政权继续依靠恐惧和谎言这两根支柱。纳瓦尔尼不惜押上性命推倒这两大支柱。

2014年，纳瓦尔尼因违反了对莫须有的欺诈指控定罪后设定的缓刑条件而被送入监狱两年半，并被带到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最严酷的刑场之一。他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背痛和腿部麻木。狱警阻止他睡觉。当当局拒绝让他看私人医生时，他开始绝食抗议。

绝食两周后，纳瓦尔尼突然被烤鸡的香味所吸引。官员们把一个电炉带进了监狱，一名囚犯已经开始做饭，正如纳瓦尔尼所说，这是一个“友好的奥威尔式集中营”。囚犯们通常吃不到这种美味的食物。但这只鸡并不是一种享受，它唯一目的是嘲弄俄罗斯的头号政治犯。

对于他所面临的所有羞辱和堕落，国家电视台的妖魔化，甚至暗杀企图，纳瓦尔尼认为，烤鸡是普京政权的琐碎、残酷和腐败的最恰当的例子。

正如他在3月通过其律师发送的Instagram帖子中写道：“整个盗贼团伙……不相信在思想和鸡肉之间，有人会选择思想。”

当纳瓦尔尼在监狱里服刑时，历史将按部就班地发展着。每天早上6点，他都会被叫醒，穿着黑色的监狱长袍，在扩音器播放的苏联时代的国歌声中行进：“光荣属于我们的自由祖国”。

正如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对自己的描述，纳瓦尔尼已经成为“一具在牢房里蹒跚而行的骷髅”。

他的绝食斗争已经结束，但即使在俄罗斯的街道上，随着逮捕的发生，时间已经将纳瓦尔尼变成了一个神话。该政权已经杀害了许多批评者，但神话可以在死亡中生存，有时，它们会因死亡而变得更强大。

当纳瓦尔尼忍不住想去吃东西时，他想到了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他们“在监狱和国家里被当作奴隶，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知道”。

纳瓦尔尼说，这就是他斗争的本质。他陷入了一场“人类精神和监狱里的鸡肉之间的史诗般的战斗”。没有人应该把赌注押在鸡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