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fford Marks在《纽约客》发表文章，从医疗口译人员在疫情中承受的业务能力和情感上的双重考验说起，揭示了这个职业长期以来缺乏正规培训和资金支持的现状，这种专业人才的匮乏有时候会导致致命的错误和无法弥补的遗憾，作者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像重视医生的手部卫生一样重视口译人员的问题。

 

去年春天，五十八岁的医疗翻译卢尔德·赛娜接到了一个来自德州的医院的电话，当时赛娜在洛杉矶的家中，声音响起，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可以听到一个女人在挣扎着呼吸。一名站在妇女床边的医生没有浪费时间，她说：“请告诉她，如果她不同意使用呼吸机，她将活不过今天。”

赛娜将医生的请求翻译成西班牙语。当这名妇女没有回应时，医生请求赛娜尝试用她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先用英语与医疗团队沟通，确保没有歧义后，赛娜和病人用西班牙语开始了沟通。她们谈到了这个女人的孙子，以及如果她能出院的话，她可能会见到他们。但赛娜从病人的声音中听出了一种明确无误的信息，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妇女说：“就这样吧，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医生提供了止痛药以减轻该妇女的痛苦，她同意服用，赛娜一直在旁边翻译。医生感谢赛娜的工作，谈话结束。一千五百英里外，赛娜坐在她的电脑前，等待着下一个电话。

在2020年11月，也就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赛娜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对话。自疫情开始以来，她已经收到了许多与新冠病情有关的电话。通常，这些电话涉及与肺部衰弱的病人讨论临终关怀的问题。

有的时候，她需要与远在国外的病人亲属通话，传递最坏的消息。有些谈话是从容的、深思熟虑的；有些则是简单粗暴、匆匆忙忙的，医疗小组在一个没有尽头的任务清单上逐项地进行着。

每一次，当电话结束时，赛娜都会单独留下来，消化情绪。她说：“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我感到非常难过和疲惫。很多时候，我会一个人在家里哭，因为没有人可以倾诉。”

作为一名危地马拉移民，赛娜是一个新兴行业的一员，这个行业在这场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病毒的传播在移民社区尤其残酷，尽管有风险，但更多的人不得不外出工作，而这些社区的卫生保健资源却很匮乏。

口译员负责帮助英语能力有限的病人， 了解他们的治疗和整个医疗保健系统。这项工作在实践上和情感上都很费力。同时，对许多病人来说，口译员是最后一个能听懂他们说话的人。

口译工作的低门槛掩盖了这项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赛娜的翻译生涯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她是洛杉矶县U.S.C.医疗中心的一名洗衣工，当医生和护士发现她精通英语时，他们开始请她为讲西班牙语的病人做翻译。

当时，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翻译工作要么是临时性的，要么压根就没有。赛娜没有接受过医疗口译的培训，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她说：“我为艾滋病患者、烧伤科、急诊科等任何诊室提供翻译，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培训，没有适当的医学术语。我只能通过自学来掌握不同的医学术语。”

在做了医疗口译员十年后，赛娜才参加了一个培训项目。此后，她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教员。她的正规教育水平在该领域并不常见。

今天，有两个国家机构有认证考试，但只有一小部分在职口译员参加过这些考试。虽然医疗机构或私营口译公司可能有自己的专有考试，但并不总是要求口译员参加这些考试，低门槛掩盖了这项工作的强度和复杂性。

几十年来，联邦法律保证任何用英语交流有困难的病人都能获得医疗翻译。但现实情况却更加复杂。监管不严，缺乏报销，以及技能和程序的差异，意味着许多病人得不到口译服务。

研究人员发现，当病人无法获得口译服务时，他们有可能在医院停留更长时间，从而拖延了住院的时间。对渎职案件的调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中，由于对西班牙语的误解，医生们认为一个18岁的病人吸毒过量。实际上，他是脑出血，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错误时，已经太晚了。这位不幸的病人从颈部开始瘫痪。

即使在疫情之前，医学翻译也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口译员必须处理各种方言。赛娜告诉我，当她与讲危地马拉西班牙语的人交谈时，“tragar”这个动词表达的意思是“吞咽”，但对于讲墨西哥西班牙语的人来说，这个词可能是一种侮辱。

一名萨摩亚翻译，菲利加塔·帕托马利菲解释说，她的母语对一些常见的医学术语，如“透析”和“疫苗接种”，甚至对一些身体部位，如“结肠”和“膀胱”，都没有单一、清晰的词汇。

她说：“就我们的语言来说，你必须解释这些词的含义。”

除了翻译任务本身，还有文化中介这一模糊的工作。记者安妮·法迪曼的纪实作品《灵魂抓住你，你就倒下了》经常被医学院指定阅读，该书讲述了一个患有严重癫痫的苗族儿童和她的家人在美国医疗系统中的经历。

法迪曼展示了训练有素的翻译人员的缺乏，是如何困扰着家庭和医生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加剧了双方在文化上的不信任和误解，而且这种不信任的程度可能会很深。

与我交谈过的俄罗斯医疗口译员格列布·维利卡诺夫告诉我，他不得不向病人解释，他们不必为治疗而贿赂或乞求医生。 但是，虽然口译员可以提供重要的文化背景，但他们的道德准则也很明确：他们是来翻译的，而不是来编辑的。

与我交谈的口译员说，他们认真对待这一准则，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同时，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来说，要核实他们听不懂的语言翻译是否准确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名急诊科住院医生，两年前，我所在的班级进行了一次模拟，旨在强调了不良口译对医疗服务的干扰程度。一位讲古吉拉特语的住院医生扮演病人，我们的团队使用医院的电话服务联系一位真实的古吉拉特语翻译。

住院医生和翻译之间经过几分钟的来回沟通，我们才得出了正确的诊断：一氧化碳中毒。模拟结束后，这位“病人”才解释发生了什么。她反复尝试通过翻译告诉我们，她在公寓里用一个临时炉子做饭时开始感到头晕。

在为我们其他人翻译这段话时，口译员一再省略了关于炉子的部分。当这位“病人”坚持时，翻译告诉她，“闭上你的嘴，医生不想听到关于炉子的事。”

作为疫情期间的一名执业急诊室医生，我还遇到了其他翻译问题。我有时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翻译的电话，或者因为信号不好而中断了翻译电话。即使过程顺利，口译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耗费时间，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人很容易走捷径。

人们可能会依赖病人的家庭成员进行翻译，但很难知道家庭成员是否正确地翻译了技术性或充满感情的句子。例如，一个孩子可能试图保护父母不受可怕的诊断的影响。另外，医生可以尝试凭借自己的外语技能自行翻译，这也是有风险的。

2019年，我的几位同事要求50名临床医生参加一个测试，衡量他们的医学西班牙语能力，测试之后，我对研究参与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在没有通过测试的32人中，44%的人报告说，他们“有时”、“很少”或“从不”聘用专业的西班牙语翻译。在收到他们的测试结果后，这32人中有一半说他们“有可能”在未来向口译员咨询。

2014年，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采访了医学和护理专业的学生，发现他们都曾与一些医生合作过，这些医生为与英语水平有限的病人沟通困难而感到沮丧。报告的一些行为反映了明显的偏见。一位医生把病人的症状说成是“海地人的胸痛”，同时声称海地病人“对疼痛的感知与其他人不同”。

其他医生则认为语言的翻译不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反而是诊断工作的阻碍。在大量的新冠病例中，即使是那些坚定地支持口译人员的临床医生，也会因为使用口译员产生的额外负担而退缩。

去年10月，我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内科医生利亚·卡林纳交谈时，她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正在回到勉强应付的状态。”卡林纳补充说，这种应付的心态在病例数量激增时尤其严重。

医疗口译人员跟手部卫生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几十年前，医院仍然在努力执行洗手规则。医生不注意手部卫生会使病人生病。然而，要使洗手更加普及，在实际操作中，文化上的障碍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最终，卫生保健部门的领导人通过资金来集中解决这个问题。

措施包括采用更容易使用的酒精洗手液，在更方便的地方安装洗手池，以及追踪洗手情况的电子传感器。联邦政府也开始对高数量的医院交叉感染进行处罚。手部卫生仍然是医疗保健领域的一个挑战，但实施这些变革的机构已经大大改善了情况。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伍斯特家庭健康中心的内科医生亚历山大·格林，在谈到医疗服务中的语言障碍时告诉我：“我们应该像现在对待洗手一样对待它。”

这曾经是可有可无的，而我们的系统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后来，我们了解到医生不洗手，会导致人们的死亡，所以我们改变了方向。在翻译这件事情上也没什么不同。”

有一些技术创新可以使口译工作更容易。我曾经用我的手机给口译员打电话；我把它放在扬声器上，然后挤在病人旁边，这样我们都能听到和被听到。

去年，我所在的一家医院开始部署更多的移动可视口译设备，基本上就是把iPad放在带滚轮的移动设备上，设备上的扬声器可以放大音量，盖过急诊室的嘈杂声，并且让病人和口译员能够看到对方。这些改进需要花费资金，除了少数几个州的医疗补助和儿童保险计划外，医疗口译的预算几乎不存在。

口译正是政策专家所说的“无资金支持的任务”：法律要求服务提供者提供语言服务，但却不支付提供服务的费用。那些主要为母语为非英语的病人服务的医院，跟那些主要为讲英语的病人服务的医院或诊所相比，资金上就更加不足了。

在为挣扎着想要被理解的病人做翻译时，很难不想到自己的家人

就目前而言，医疗翻译仍然不完善。在过去的这个冬天，随着美国各地新冠病例数量的增加，我再次打电话给赛娜询问情况。她在她的临时家庭办公室里与我交谈，这是一个被她改造成通话室的书房，与外界声音和家庭活动隔绝。

她告诉我，自3月以来，她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她在早上5点到6点之间登录她的电脑，经常在身边放一杯热茶。在一张便笺上，她记录着新冠病人的电话，为每一个电话写上一个大大的“C”。在我们谈话的那天，她收到了九个来自新冠患者的电话，这差不多是她当天电话的四分之一。前一天，她接了15个。最近，她也收到了与疫苗有关的电话。

在她登录后，只需一分钟就会有第一个电话进来。他们通常是跟着市区走的。首先是波士顿，然后是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或达拉斯。最后，他们开始从几英里外的洛杉矶打来的，许多来自她开始工作的医院。

总的来说，疫情来势汹汹。去年，赛娜的邻居死于新冠，不久之后，她的妹妹检测出阳性。她姐姐的婆婆被送到急诊科，但因为没有床位而被送走，后来去世了。她丈夫的许多亲戚也感染了这种病毒。

赛娜告诉我，她发现在为挣扎着想要被理解的病人做翻译时，很难不想到自己的家人。为了应对这样的时刻，她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块手帕和一些溶液，用来清洗她沾满泪水的眼镜。她说：“我们被训练成一个职业，把我们的情绪放在一边，但我们也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