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pril Wang

上周末，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人都目睹了安省政府令人迷思的一番操作。在48小时内，公共卫生官员恳求省长福特实施改革，以保护和优先考虑一线工人，但最终的政策是关闭游乐场，并给予警察权力截停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随之而来的是全省的愤怒，不久省长福特又迅速逆转了先前的政策。

五天之后，福特含泪道歉，他说：“我知道其中一些措施，特别是围绕着执法，走得太远了……我知道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为此，我很抱歉，我真诚地道歉。”

然而，安省的居民似乎并不领情，本周安省向40岁及以上人群放开阿斯利康疫苗后，杂乱无章地分发模式加剧了人们的不满。

疫苗饥荒与混乱的预约系统

4月20日，在安省政府向40岁以上人群开放疫苗的头天晚上，Sarmishta 就在家附近的一家药店预约了疫苗。电脑显示，“8月20日在当地的一家药店接种”。她收起了电脑，盼着能早点接种疫苗。而此前，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会有足够的疫苗，以便在6月底之前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注射第一剂。

到了第二天早上，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满天飞，说安省的人第二天就可以接种疫苗。一两天内，她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已经或即将接种疫苗。有些人在药店外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有些人前往大多伦多地区的重灾区——密西沙加、士嘉堡，因为那里突然可以预约了，还有些人开车从一家药店到另一家药店，希望能预约到一针疫苗。

她花了一天时间才弄明白为什么自己接种要等几个月。安省有很多药店、零售商都提供疫苗，每家都需要单独注册。然而，在线注册并不可靠，有些人接到了电话，而有些人却没有。一些人打电话，发现预约被取消了。许多人开始关注加拿大疫苗猎手（Vaccine Hunters Canada），这个推特账户已经成为关于疫苗接种最新信息的最佳来源。

作为自由职业者的Sarmishta没有太在意，因为对于可以在家工作的她来说，可以不必和那些已经焦头烂额的药店纠缠。然而，对一线工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优先考虑一线工人，但似乎没有任何程序可以确保他们能够真正获得疫苗。在阿斯利康疫苗放开之前，很多人就遇到了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系统：省级网站、个别地区的网站、每个疫苗接种点的单独规则。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否或在哪里有资格接种疫苗。

而开放阿斯利康疫苗后，预约疫苗又成了一项“考验综合实力”的技术活：预约者需要大量的自由时间、灵活的工作时间、汽车、在混乱的注册系统中穿梭的研究技能以及大量的社会资本（朋友和有良好情报的关系）。但是，对于大量的一线工人和其他弱势人群来说，一遍又一遍地刷着推特、勾选“在一小时内赶到诊所”的选项、有时间去排队打针并从副作用中恢复过来，都是可望不可及的。

Sarmishta常去的杂货店员工告诉她，能否接种疫苗“与你的工作地点无关，而是与邮政编码有关，而且杂货店工人不是政府的优先群体，所以他们必须等待。”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线工人是一个优先群体，然而接种疫苗的“理想”和获得疫苗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非常真实的差距。

谁应当为安省第三波疫情负责？

错综复杂的疫苗预约系统意味着许多居民无法获得疫苗，再加上过去一年内安省反反复复的疫情措施，许多安省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认为第三波疫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根据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的最新数据，在那些认为这波疫情本可避免的加拿大人中，大多数都将矛头指向了政府，只不过有人认为联邦政府的过失更大些，有人认为各省政府的责任更大些。仅有极少数的6%的人说责任在于加拿大人个人，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官员和政治领导人的建议。

数据表明，安省的居民远比其他省份的人更容易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省政府。约43%的人说福特政府应该受到最大的责备，67%的人说他疫情防控做得很差。尽管在过去两周里，人们对福特的满意度只有轻微的、统计数据上不明显的恶化，但是，与去年11月相比，其支持率已经下降了24个百分点。而上周末的事件，使得福特的疫情防控表现继续维持在全加拿大最低水平。

有消息来源透露，福特上周末扩大警察权力、关闭省内各地游乐场的决定，是“仓促”做出的。当天公布的疫情模型预测，安省疫情将大幅恶化，安省内阁“恐慌”如果没有采取人们认为有力的行动，福特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那些“仓促的”决定会有助于控制安省的第三波疫情。

安省保守党内部对谁应该对提出这些有争议的措施负责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指责省长的主要政治助手，办公室主任詹姆斯·华莱士和首席秘书阿明·马苏迪。其他消息来源称，卫生部长克里斯汀·埃利奥特和副检察长西尔维亚·琼斯也拥有相关的权力。还有人认为，应当归咎于安省保守党的两位高级顾问，竞选总监科里·特内克和民意调查员尼克·库瓦里斯。

尽管这些对安省政府的指责不一而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些措施并不是来自安省政府的健康科学顾问，而且所有的指责都可以透露出福特政府内部目前接近混乱的迹象。

有消息称，自去年秋天第二波疫情开始以来，安省内阁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安省较偏远地区的内阁部长普遍反对加紧限制，而大多伦多地区的内阁部长则主张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安省的新冠疫情科学咨询小组反复建议尽快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减缓新冠变种的传播。向政府提供的多次民意调查也显示，安省人普遍支持采取严格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如封锁。

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安省政府几乎放弃了原来以颜色编码的疫情预防框架，导致城市和非城市地区的内阁的紧张关系加剧。而这个框架允许在受影响较小的地区实施较宽松的限制，同时又支持全省范围内的限制措施。

并且，上周五，安省政府没有对科学咨询小组的建议采取行动，例如规定带薪病假和减少基本工作场所的数量，而是强行采取不是由健康顾问实际建议的措施，例如关闭户外娱乐设施。

“安省的失败源于政治家不了解人们的行为方式”

哈桑·谢赫是一名急诊医生，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和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统计学教授穆尼尔·谢赫直言，安省疫情防控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政客对公共卫生政策理解的失败，因为大多数政客都明白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手部消毒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经济政策，因为他们知道，公共卫生政策和经济之间没有长期的权衡——封锁、过早重新开放和封锁的循环，对公共卫生和经济都不利。”

安省对疫情反应的真正失败在于，安省的政客们错误地认为，他们能有一个“折衷”的政策，可以在限制个人自由、短期内损害企业，以及防止省内医疗系统饱和崩溃之间取得平衡。再加上政客们害怕惹恼选民，于是他们走上了一条既损害公共健康又不利于经济复苏的道路。

哈桑和穆尼尔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安省的失败，“我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是递减的，而且当人们把收益和总损失分开时，他们会更高兴。你赢50加元两次比一次赢100加元更高兴，而你一次输100加元比输50加元两次更高兴。因此，有句话叫‘长痛不如短痛’。最好是把你的损失集中在一次性的快速痛苦中，这比长期拖延要好。”

人都是厌恶损失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公共卫生方面的限制。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会给人们造成伤害。因此，最佳的方案是“汇总”这些损失，也就是，只封锁一次，并确保这些公共卫生限制措施发挥作用，尽可能地将病例减少到零。而只有当政府能确保其检测-追踪-隔离能力足以处理新病例，并能迅速阻断变种病毒传播时，才能重新开放。

公共卫生和经济理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进行实质性的、更严格的和高度有效的封锁。但安省的政治家们似乎误判了正确的政治答案，认为多次“开开封限”会有助于他们的政治命运。

而事实上，很多有效应对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都表明更安全的公共健康、更快的经济复苏和更强大的政治支持是可能的。这只是需要勇气，需要政治家们不要斤斤计较瞬时的民意涨跌，需要他们在涉及到其“政治利益”时克服自己对损失的厌恶。

参考资料：

1. https://angusreid.org/ford-ontario-covid/
2. https://www.macleans.ca/opinion/heres-what-you-really-need-to-get-a-covid-vaccine-in-ontario/
3.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ontarios-covid-19-failure-stems-from-politicians-inability-to/
4. https://ca.news.yahoo.com/covid-19-ontario-canada-response-vaccine-cases-2344240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