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建议让董事在公司注册表上隐去身份，是一种倒退，会助长欺诈和腐败。

没有采信媒体和法律界的意见，后者在2009年就说过，身份证号码应该完全公开。也没有听从会计师和公司治理专家的警告，他们警告说，获取这些信息至关重要。更没有关注投资者的意见，他们说香港的公开注册制度有助于为官方和企业交易带来透明度和问责制。

看看政府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怎么说的。公司法律改革常务委员会在2009年的咨询文件中说，限制身份证号码的访问，“可能会剥夺公众唯一识别个人的手段，可能会使不诚实的人更容易逃避债权人，或从事欺诈活动。将身份证号码的3、4位数字进行遮挡的方案，并不能达到识别个人身份的目的，因为存在同名同姓的人拥有相似身份证号码的情况。。”

然而，上周金融服务和财政局发言人表示，部分身份证号码“加上一名董事的姓名，应该足以让搜寻者确定其身份。”

独立股东维权人士戴维·韦伯强调了委员会2009年的评论，称该声明“不可信”。

这些信息对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IPO保荐人、银行和顾问需要准确、可靠地了解交易对手的身份。在一个反洗钱法律严格的时代，如果尽职调查不力，他们可能会面临刑事制裁的风险。投资者利用这些信息跟踪交易，确定谁的利益得到了服务，这在关联方交易盛行的香港等市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记者利用这些信息揭露不法行为并追究官员的责任。

一般来说，透明度是诚实、问责和良政的朋友。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香港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2013年，政府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撤回了它的提议，但在2014年颁布的重新修订的《公司条例》(Companies Ordinance)中包含了一些条款草案，允许对公众隐瞒这些细节。政府现在正努力使这些部分生效。当局指出了滥用个人信息的风险，并指出网络骚扰和人肉搜索案件的报告不断增加。

但是理由似乎站不住脚。

大约在十年前，隐私被认为是第一次推动的原因。然而，正如亚洲公司治理协会香港研究主管简·莫伊所指出的那样，前公司注册处处长戈登·琼斯当时表示，他在任职14年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侵犯隐私的投诉。

政府表示，其机制将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一致。但是莫伊尔指出，英国没有身份证，但提供香港不收集的其他身份信息，比如出生日期，而在其他方面，英国的系统要开放得多，方便使用。

无论如何，还有其他不损害公众利益的方法来对付非法行为。与此同时，预计会支持这一改变的人数有限，主要包括希望将自己的活动远离外界窥视的内地官员，以及潜在的诈骗者。

中国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界定谁应该被允许在治理城市方面发挥作用时曾说过，爱国者是指 “希望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 “的人。

北京最近非常看重这句话，以不够爱国为由排除政治反对派。但是在提出了一个如此明显违背香港经济社会广泛利益的方案后，行政当局本身是否可以被视为爱国，值得商榷。

如果香港还有反对派，这可能是它要问的问题。

作者Matthew Brooker，原文刊于彭博，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