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作者Noah Smith的评论称，拜登的目标是通过下一次立法改革来解决社会弊病和气候变化问题，以满足未来的需要。

拜登的下一个主要立法倡议被称为“基础设施”法案，但它实际上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它是关于改变这个国家，以更好地适应我们未来经济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产业政策。

通常当我们想到基础设施法案时，我们谈论的是修复所有的旧东西：道路和桥梁。这项法案肯定会包括这些，但它也将建设许多新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电网、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公共交通。

此外，拜登希望建造许多通常不被视为基础设施的东西，缓解全国住房短缺的住房、学校和其他教育设施、为美国土著部落提供的各种资源，等等。

他还希望对许多现有的建筑和交通系统进行改造，使其更加节能，并使用可再生能源。

最重要的是，该法案预计将包含改变美国经济形态的条款。这包括大幅增加研究支出，免费社区大学学费，以及大幅增加儿童保育支出。这个想法是为了提升经济中高科技竞争部分，同时促进提供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换句话说，拜登的第二次立法努力，将比第一次更具变革性。这意味着整个美国经济将发生重大而彻底的调整。拜登有很多正当的理由选择现在这么做，而他的民主党前任们要谨慎得多，循序渐进得多。

来自中国的竞争，美国在病毒灾难后对经济爆发式增长的要求，以及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威胁，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美国人已经集体意识到，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形成的旧的产业政策已经行不通了。

我们通常不会把卡特和里根当总统的那几年，看成是一个全面实施工业政策的时代，但事实确实如此。从卡特开始、里根继续的放松管制，80年代的减税和税制改革，以及应用于劳工和其他法规的更加亲商的做法，都是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将美国工业命运更多地掌握在市场手中。

正如布拉德·德隆和斯蒂芬·科恩(在他们的著作《具体经济学:汉密尔顿经济增长和政策方法》中，所写的那样，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实际上构成了产业政策本身。而且常常受益的行业是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10年代，相对于非金融企业，美国金融业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大约翻了一番:

换句话说，在放松管制和放任自由的时代，美国花费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将其经济的其他部分来回出售给彼此(以及外国人)。从理论上讲，这可以提高生产率，因为资源被集中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但即使有这样的提振，也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期逐渐消失，甚至发生在金融领域的问题导致经济崩溃之前。

至于国际竞争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对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力，似乎确实比70年代和80年代要好。但面对中国，美国的表现就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21世纪初，大量美国人因为中国的竞争而失去了工作，美国在许多高科技出口市场的竞争中被完全击败:

与此同时，在放松管制和自由放任的时代，工资增长只是温和的，而不平等却大幅增加。

这个时代的结果并不是灾难性的，美国在许多经济指标上都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但还是令人有点失望。因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特朗普率先尝试了这一改变，发动了贸易战，并试图迫使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回国内。

他草率、欠考虑的做法失败了。

现在拜登要做一个更大更严肃的尝试。基础设施法案代表着完全偏离了“让市场来处理”的方式，而是让人回想起“新政”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在那几十年里，美国扩展了电网，建立了州际公路系统，建设了郊区，升级和扩建了大学，并在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拜登的法案基本上看起来像是重复这种努力，但更多的是关注气候变化和种族包容。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产业政策的彻底改变总是如此。但它的风险没有美国第一次尝试这种方法时大，因为我们有早期努力的结果来指导我们。

更好的交通、更多的住房、更便宜的能源、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教育，都是冷战期间取得的成功。与其说拜登开辟了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不如说他调整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任何反对拜登做法的人，都应该提出一个替代方案，而不是简单地蹒跚着走过更多相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