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Brands 和 Zack Cooper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实力的竞争，更是意识形态之战，美国的价值观，是美国获得或内外支持的关键理由，如果纯粹从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分析局势，把价值观放在一边，美国将失去它最强大的优势之一。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观点。
在竞选过程中，美国总统拜登承诺，价值观将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自上任以来，他一直呼吁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做好准备，世界即将进入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他们“共同努力，确保和平，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推进我们在太平洋两岸的繁荣”。
拜登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把民主贴上了“我们最根本优势”的标签，并坚称“我们的模式不是历史的遗迹，它是实现我们未来希望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途径。
本周，在政府准备与中国官员举行首次高级别会晤之际，政府显然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竞争是由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所驱动，也是由相互竞争的理念和政府体制所驱动的。
一些自称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的人认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是一种危险的组合。他们认为，将两者混为一谈，导致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适得其反的战略。这些分析人士认为，更好的做法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分析局势，把价值观放在一边。
然而，将意识形态从美国的治国方略中清除出去，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之所以赢得冷战，正是因为它把价值观置于竞争的中心。同样，如果华盛顿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动员其民主盟友进行长期斗争，并利用其不对称的优势，它必须认真对待意识形态。
妥协将是必要的，美国在冷战期间从未采取过意识形态上的纯粹主义做法，今天也不可能这样做。但现在和过去一样，要求美国抛弃其价值观和理想的战略将是不明智也不现实的。
中国想要构建一个适合独裁统治的世界
尽管与中国的竞争不是冷战的重演，但那场斗争的历史对当今的决策者仍有借鉴意义。乔治·凯南在1947年那几页著名的“X文章”（《苏联行为的来源》）中，认为苏维埃政权对西方的敌意是植根于意识形态的，即共产主义教条和俄罗斯历史认识的有毒混合体，这使得苏联不可能得到安抚，并且会不懈地追求破坏和推翻其资本主义对手。因此，凯南宣称，在华盛顿确保“苏联权力的解体或逐渐改革”之前，冷战不会结束。
与苏联时代的政权一样，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反感也是根深蒂固。“由于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上存在长期的冲突，”早在1993年中国的一份军事文件就指出，“事实证明，要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华盛顿的对手，永远不会把专制的共产党视为完全的合法，就连罗伯特·佐利克（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在2005年敦促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著名演讲中也坚称：“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政治过渡，使其政府对人民负责。”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怀疑华盛顿在积极试图推翻其政权，尽管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但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植根于自由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中的脆弱感。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除非全球秩序成为一个专制超级大国能够蓬勃发展的秩序，否则增强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努力不可能完全实现。通过经济胁迫和外交压力，北京试图压制言论，甚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民主社会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地的专制主义统治者提供监控设备，同时也在努力改变国际组织的规范和运作，使它们更偏向中国这样的专制模式。中国领导人正在境外推广专制主义，其原因与美国人在国外推崇民主的原因大致相同：他们希望在一个与他们有相同政治价值观的世界里，这样就会更安全、更有影响力。
动员美国人
1947年3月，当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向希腊和土耳其请求援助时，他用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术语来阐述这个问题。他宣称：“在当前的世界历史时刻，几乎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自由的人民，支持他们抵抗武装少数派或者企图征服他们的外部压力。”
杜鲁门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描述这场冲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在2018年写道：“地缘政治的抽象概念和经济统计数据可能很重要，但从历史上看，最打动和激励美国人民的，是一种认识，即他们的制度所依据的的原则正在受到威胁。”
冷战共识反映了这种双重信念，即苏联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同时也威胁了他们的价值观。相比之下，美国似乎忽视了价值观的作用——就像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被指责的行为那样，政策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动员美国人需要再次激发他们对自由的热情。与中美竞争的核心抽象问题，比如在台湾海峡的权力平衡，或谁控制着全世界的信息网路等问题不同，中国试图在国外加强专制主义，这一事实在直观层面上刺激了普通美国人。
最近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评价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新冠危机的起源，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些中国专制主义最危险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政府对新疆和对香港镇压的反应。民意调查显示，86%的美国人支持制裁参与这些侵权行为的中国官员。此外，两党领导人都支持积极与台湾接触，部分原因是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权。
国际向心力
在冷战期间，华盛顿在构建反苏联盟方面并不教条：在必要时，它会与专制主义者合作，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强调将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政治价值观，正如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这是他们对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
这种声明强调了即使在政策分歧严重的情况下，也能将盟友团结起来的原因。与纯粹的交易方式相比，它促进了更深层次的合作。通过将意识形态置于竞争的中心，美国官员提醒其他国家，冷战不仅仅是为了捍卫美国的主导地位。它是一场确保世界反映民主联盟的规范和价值观，而不是其独裁对手的斗争。
出于类似的原因，共同的原则对今天建立强大的国际联盟至关重要。大多数中国军事力量无法触及欧洲民主国家，但它们仍对中国对全球规则和规范的挑战感到担忧。
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民主原则的共同承诺（尽管并不完美）而联系在一起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压，正在驱使各国站在华盛顿一边，即使是在美国似乎被削弱和分裂的时候。此外，尽管越南等前线国家的非民主统治者，可能会因重视民主的议程而犹豫，但很难想象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他们会拒绝华盛顿方面的帮助。
事实上，强调这场竞赛的意识形态性质，是让许多国家支持美国的关键理由。因为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只是关乎实力，那为什么没有受到中国直接军事威胁的国家，会关心是中国还是美国会胜出呢？最终吸引美国盟友和伙伴的，是对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的信念，这种秩序使许多国家得以繁荣发展。
如果美国放弃这个原则性的论点，如果这场竞争就只是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的竞争，美国将失去它最重要的吸引力。
道德上的不对称
一个有原则的战略也突出了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一个未经选举的一党政权与其民主对手之间在道德上的不对称。承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就会清晰地表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意味着与一个系统地侵犯其公民人权的政权合作。它使华盛顿能够在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划清界限，美国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镇压，但支持中国人民的愿望。划清这个界限并不等于通过武力改变政权来促进民主，而是承认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全球公正的威胁。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利用了类似的不对称性。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关注苏联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对东欧的军事统治。通过这样的做法，华盛顿让苏联承担了用专制霸道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外交和政治成本。它还吸引了苏联集团中寻求从内部改变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战略被证明是及其有价值的，它们迫使苏联处于防守的位置。（注，这段似乎很难解释，为何美国在冷战期间也支持了大量军事独裁政权）
不幸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人们对美国的信心确实减弱了。但是，随着特朗普的离去，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给了美国一个机会，让美国重新成为一个有原则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倡导者。
权力和原则
重新强调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外交灵活性为代价。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融合在一起，今天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战略往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又出人意料的灵活。1947年，杜鲁门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压迫。仅仅一年后，他就支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独裁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希望分裂苏联集团。
20世纪50年代，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共和党政治人物、第52任美国国务卿，冷战早期重要人物，主张强硬态度对抗苏联）公开批评了一些政府拒绝与美国结盟的立场，尽管他私下里对这些政府的选择表现出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此后的30年里，美国总统与苏联就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务实的谈判。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确犯了可怕的错误，但如果说这些错误是由意识形态的狂热所驱动的，那是不准确的。这些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对越南的干预，这确实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美国信念，即美国政府可以以某种方式改革南越的独裁政权。
但那场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自由主义，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估计，这一动机仅占美国动机的10%，其主要动机是地缘政治问题，即认为美国的承诺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变得相互依赖，在一个地区的退缩将破坏在全球的地位。
如今，在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中，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谈判定期暂停竞争，或在某些单独领域达成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避免不明智的干预更多的是一种正确的判断，而不是摒弃意识形态。现在，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没有确凿的理由认为意识形态一定会改变美国的战略。
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在美国政策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一事实表明，美国无法避免在原则和权力方面与中国竞争，它也不应该尝试避免这种竞争。把价值观和道德抛在一边，将会使美国失去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并会对国内外的团结联盟增加难度，这将对中国有利，因为抛弃了价值观，将使两国之间的对抗成为一场围绕军事主导地位的非道德斗争，而不是围绕构建国内外秩序的哲学原则的较量。像
现实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将意识形态从美国战略中清除出去，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老练得很，在冷战中强调了权力和原则的中心地位，他们今天应该效仿这种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