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总统上周签署的新冠病毒救济法案向托儿所投入了近500亿美元，以防止处境艰难的日托中心在依赖这些中心的人返回工作岗位时关闭。

托儿机构将获得约400亿美元的运营费用和必要工作劳动者子女的学费补贴，而家庭将获得约8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以补贴对受抚养人的照顾。

短期来看，这些资金将帮助托儿中心应对收入短缺和成本增加，同时使父母，尤其是母亲，在经济重新开放时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展望未来，这笔钱是民主党关注他们所谓的“照顾经济”（caregiving economy）重要的第一步。

儿童保育值得更多的关注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史密斯（Tina Smith）说：“首要任务是稳定金融体系，儿童保育系统的大杂烩和由于经济不稳定而导致的系统不稳定是一个长期问题。”

与人均1400美元的刺激支票或对每个家庭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相比，儿童看护援助规模较小，也不那么引人注目。

但倡导组织“美国儿童保育意识”（Child Care Aware of America）的政策和实践主管马里奥·卡多纳（Mario Cardona）说，这项法律，加上去年12月立法带来的100亿美元援助，是美国在儿童保育方面最大的一次性投资。

他说：“这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有些东西是完全消除或减少的目标，托儿所不在其中。”

参议院共和党对新冠救济法的替代方案包括200亿美元用于儿童保育。保守派人士有时会反对托儿补贴，认为现金补贴给了家庭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决定哪种安排最适合自己。新的救济法两者都有，包括临时扩大儿童税收抵免，以减少儿童贫困。

中右翼的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贫困与福利政策主任塞缪尔·哈蒙德（Samuel Hammond）说：“如果能让这药起作用，我愿意接受其他条款。”

儿童保育对女性职业生涯有巨大影响

立法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提供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对经济复苏和女性重返职场的能力至关重要。

疫情早期导致有5岁以下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的数据显示，到11月，父亲们几乎弥补了所有损失，而母亲们几乎什么也没弥补。

更快地重返育儿岗位意味着更快地重返工作岗位，也更少地影响到父母的职业生涯。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珍妮特·柯里（Janet Currie）表示：“如果你离开了一份好工作，可能很难再回来找到一份完全相同的工作。你的工资将会下降。”

疫情中托儿所的困境

儿童保育倡导者去年开始游说，希望获得500亿美元。他们的理由包括：入学人数直线下降、员工成本、保护设备的需求，以及要求降低学生与教师比例的社交隔离规则。

许多托儿所面临倒闭的危险，加剧了日托名额的短缺。

去年春天，首席执行官莫林·韦伯（Maureen Weber）说，印第安纳州早教中心（Early Learning Indiana）的入学人数突然从每天800人降到了大约125人。该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机构，运营着8个早教中心。她说，这些中心之所以一直开放，部分原因是它们接待了很多来自医疗保健和政府部门重要工作人员的孩子。

与此同时，设备、清洁用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上涨，导致营业费用增加了20%。现在的注册人数大约是疫情前的80%，低于中心收支平衡所需的90%。

该组织已经通过联邦援助，包括工资保护计划贷款，以及礼来捐赠基金（Lilly Endowment）等基金会的支持，弥补了部分差额。

救济法将帮助印第安纳州早教中心抵消损失，但韦伯女士也将这笔钱视为其长期健康发展的首笔资金。

她说：“我们不希望整个宇宙的人以这种方式清晰地认识到早期护理和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们很高兴有人认识到了。”

救济法是长期加强儿童保育的开端

该法律的税收调整仅持续到2021年。该法案将弹性支出账户（税前储蓄工具）的最大规模从5000美元扩大到10500美元。

它增加了儿童和家属护理税收抵免。2020年，该抵免覆盖了低收入家庭35%的支出；一个孩子的最高补助是1050美元，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最高补助是2100美元。这是不可退还的，所以低收入家庭只有在缴纳所得税的情况下才会受益。

扩大后的全额可退还额度现在覆盖了高达50%的费用，一个孩子的最高补助为4000美元，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最高补助为8000美元。在家庭收入达到12.5万美元之前，扩大的信贷不会开始逐步减少，因此更多的家庭将获得更大的福利。

民主党人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在更长期内加强儿童保育。

拜登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Heather Boushey说：“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中心重新开放，保持开放，并能够支付工人工资。它是为了缓解压力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改变整个行业。”

立法者可能会集中精力提高托儿工作者的工资和提高托儿质量。史密斯说，她经常从明尼苏达州农村的雇主那里听到儿童保育短缺的问题。

提高质量和获得服务机会可能很棘手。法规和工人工资的增加会降低儿童与成人的比例，并让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进入教室，但同时也会推高成本，迫使人们接受非正规教育。

美国仍然是少数几个没有普及儿童保育或学前教育保障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倡导人士说，这项救济法是一个开端。

偏左翼的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妇女经济正义中心主任朱莉·卡申（Julie Kashen）说，“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建立永久性的体系，以支持儿童发展和提供照顾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