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NBC新闻报导，随着女性在疫情期间的劳动力参与度减少，全美国的母亲们被迫在工作和对孩子的监督和教育之间二选一。而总统拜登周四下午签署的1.9万亿美元救济法案获得通过，将会一解父母们的燃眉之急。该计划将会包括专门针对支持托儿业以及增加托儿资源的措施。

妇女政策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官尼科尔·梅森说道：“儿童保育产业在疫情期间进行了大裁员，这使妇女难以重返工作岗位。”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疫情开始开始以来，大约有17％的儿童保育员失业。根据美国国家妇女法律中心的报告，在美国，女性占据了儿童保育劳动力的95％，其中十分之四是拉丁裔或非裔。17％是移民。

当入学率下降后，许多保育相关工作都因此而消失。父母与孩子一起被限制在家里，日托变成了多余的产业，而即使日托中心提高了安全和卫生规程，父母也不放心将孩子送去。同时，一些儿童保育员也离开了岗位，因为他们本身就为人父母。而其他一些保育员则年龄较大，并且患上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同时，保育员的收入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处于第一线，许多儿童保育人员仍然在财务上陷入困境。截至2018年，国家妇女法律中心发现，有10％的儿童保育员的收入低于联邦标准的贫困线。

如今，这项刺激法案将会为托儿服务提供者和父母提供多种支持。儿童税收抵免额将会从2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并为五岁以下的孩子提供了600美元的额外补贴，以及更高的儿童保育和受抚养人抵免额限制，这使父母或监护人在照料子女的费用上被大大降低。同时，150亿美元将会被用到儿童发展当中，10亿美元将会被用在儿童早教计划，以及240亿美元将会被用于支持托儿服务的提供着。

刺激法案的支持者们强调，保育行业必须获得专门的资金，因为这些设施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在运作时人手少且预算紧张。许多人无法获得“薪资保护计划”或疫情救济金的支持，因为他们缺少完成文书工作程的运营人员。

全国幼儿教育协会在去年12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有56％的儿童保育机构所有者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亏钱。政策研究咨询公司Beacon Policy Advisors的执行合伙人斯蒂芬·迈罗表示：“他们不仅被迫关闭，而且在疫情之下不能拥有相同的收入水平，因此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弥补收入不足的问题。”

佛罗里达州托儿所“布鲁姆学院”的持有人凯西·肯尼迪就是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之一。她表示：“我们需要激励我们的员工们，并为他们付更多工资。现在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越来越大了，自从去年春天封锁后，我们一直是自己社区中唯一提供托儿服务的机构。”

由于托儿所不再允许父母进入，肯尼迪不得不增加四名工作人员送孩子们往返于托儿所与家里。她还必须每月花费约600美元，以用于数字签名捕获和非接触式通信技术。

肯尼迪表示，稳定的资金将会令员工流动率大大降低，这个数字在去年暴增了20％。同时，她也可以向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应对目前的高风险。并且，她也将可以在防疫用品和设备上进行更多投资，以确保其员工和孩子安全。

目前，肯尼迪已经购买了昂贵的消毒设备，并想着能够升级托儿所的空调系统，以纳入一个空气消毒的系统。她估计，单一套设施的成本就可能达到10000美元或更多。与能够解决合同并与供应商和卖方进行谈判的公立学校不同，肯尼迪得靠自己的努力为员工购买足够的防护设备，要为手套和口罩支付高昂的价格，因此压力要更大。

如果包括早期刺激法案中的资金在内，如今儿童保育行业得到了约500亿美元的支持，但不少人依然表示，政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尤其是帮助最底层的家庭提供托儿服务。阿伯丁标准投资公司的高级政治经济学家斯蒂芬妮·凯利表示：“儿童保育条款是一项积极的发展，可以鼓励妇女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

但是，凯利补充道，刺激法案的这些方面仍然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美国父母在平衡工作和育儿成本高昂方面所面临的长期挑战。凯利提到：“ ​​疫情只是在不断放大这样一个现实，即女性通常面临着护理工作的权衡，而男性则根本没有。我们需要长期政策修正，而不仅仅是临时支出。”

迈罗认为，通过以税收减免的形式为父母们提供支持，虽然只是暂时的，但立法者可能会为长期解决方案打下基础。因为立法者往往会面临政治压力，要求他们扩大和永久保留临时税收减免措施。他表示：“我认为很多民主党人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够得到扩展，甚至可能成为永久制。”

肯尼迪也十分同意，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补充父母有能力支付的费用：“为了使我们提高幼儿保育人员的工资，需要在低收入家庭之外提供更多的补贴。保育员们理应得到更高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