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数十年来，支撑德国经济的数千家细分领域世界级制造商一直依赖一道看似无法攻破的护城河：无可匹敌的质量。
如今，这道护城河正在干涸。
德国“中坚企业”主要指大量中型制造商，集中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领域，高度依赖出口。过去，这些企业靠为世界各地工厂制造机器而繁荣。但现在，中国正在缩小质量差距，并给出低至欧洲竞争对手一半的价格。
德国制造商的恐慌正在蔓延。裁员潮席卷曾经富裕的城镇和村庄，这些地方的居民几乎没有经历过经济低迷的记忆。
对德国来说，这一刻可能成为政治转折点。德国财富很大程度上由这些中坚企业创造，而这些企业构成了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核心。
几十年来，德国首次从中国进口的先进资本品超过了对华出口。制造商突然转入防守，不仅在中国和其他市场如此，在德国本土也是如此。
许多德国中坚企业正在让工人停工、裁员或转移生产，其中包括把产能转到中国。
帕特里克·布克哈特是机械制造商 Aura 的董事总经理。这家公司位于德国西南部，有115名员工，年收入约3000万美元。
他说，就在过去六个月，中国竞争突然加剧，订单随之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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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a 生产加热设备，这些设备会被装入更大型的工业机器，例如压力机、烤炉和挤出机。这些机器用于生产从塑料袋、窗框到汽车零部件和零食在内的各种产品。
布克哈特说，最近有中国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带来了强烈的价格压力。
他说，要在德国和日本老牌制造商仍然占据优势的项目中胜出，“我必须非常有创造力”。
安永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德国工业每月流失逾1万个工作岗位。2022年2月至2026年初，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约10%，能源密集型行业降幅超过15%。
纽约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的数据显示，按12个月滚动平均值计算，2024年年中至2025年8月，德国对中国资本品贸易余额从约7.5亿欧元顺差转为5亿欧元逆差。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对中国机床出口同比下滑约三分之一。
随着中国扶持本土制造商，进出德国港口的货物构成已经迅速改变。
研究机构荣鼎集团高级顾问诺亚·巴金说，如果欧洲政策制定者不采取更强硬措施保护工业，“德国中坚企业可能会非常迅速地衰落”。
欧洲领导人正寻求新的法律权力，以反击中国。中国海关以美元计价的数据表明，今年截至5月，中国对德国的整体商品出口同比增长17%，对欧盟出口增长16%。
在史诗级房地产市场崩盘后，中国越来越依靠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于国内需求疲弱、仓库库存过剩，工厂正积极向海外销售，推动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
这种变化是一项有意为之、由国家支持的工程。中国政府通过“万家小巨人”计划，向数千家专业化中型企业投入大量补贴、税收优惠和国家资源，明确目标是取代德国著名的“隐形冠军”。
巴金说，仍有德国公司生产中国需要的产品，包括激光设备制造商通快，以及生产医疗机器和芯片制造设备所用光学装置的蔡司。但北京也在推进，试图自行生产这些产品。
当东欧或南美制造商建立新工厂时，现在可以直接从同一个统一的中国供应商那里购买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注塑机、机械臂、干燥机和云端管理软件。
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欧洲改革中心在近期报告中直言警告：“中国已经吃掉了德国工业很大一部分午餐，现在正准备开始吃晚餐。”
加剧危机的因素还包括欧洲能源价格高企、需求疲弱，中国通缩压力压低出口价格，以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说，在热泵、汽车等规模至关重要的行业，竞争尤其激烈。更专业化的企业目前表现相对较好。富斯特说：“很难说这一切会走向何方。”
德国中坚企业长期以坚定的自由贸易信念自豪，但最近已经开始要求政府保护，抵御有国家支持的中国企业。
机械设备制造商协会外贸主管奥利弗·里希特贝格说，中国竞争对手已经掌握全球机械行业三分之一的产量。这个游说组织的会员企业雇用100万名德国工人。
里希特贝格说，临界点正在迅速逼近：“如果他们达到40%或50%，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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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欧盟针对北京发起的贸易案件数量创下纪录，但这些措施覆盖的中国进口商品只占很小一部分。6月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的更全面、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可能还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落地。
长期任职于西门子的迈克尔·叙斯现在是瑞士涂层制造商欧瑞康的执行董事长。他则认为，德国中坚企业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本土成本高企，以及他认为新一代家族企业家缺乏雄心。
叙斯说：“是的，中国竞争力正在增强”，但“德国需要真正的改革，我们必须走出舒适区”。
总部位于汉堡的咨询公司 Infront 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德国机械工程公司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战略挑战。
回到 Aura，布克哈特说，中国、日本，甚至德国客户都越来越希望他在中国制造。一个动机是成本。对中国制造商来说，把价值创造转移到中国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
布克哈特过去只在德国生产，现在20%的产品在中国制造。他说，如果欧洲情况没有改变，这一比例可能升至70%。
他说：“我们正处在非常棘手的局面中。这是历史性变化，会让整个社会承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