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报道说，上个月，中国监管部门宣布大规模措施，试图遏制内地资本外流。随后，税务顾问帕特里克·叶开始接到客户的紧急电话。他们想知道，这些措施会如何影响他们在香港的银行账户。离开中国的大部分资金最终都会流向香港。

卡拉斯律师事务所的叶说，客户担心这轮整治“只是冰山一角，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性政策或执法行动”。

他说，许多客户询问第二税务居留地，甚至第二本护照。

监管机构再次收紧限制，试图遏制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流出中国。香港刚刚走出多年疫情停滞之际，这轮整治给香港蒙上阴影。

风险在于，数千亿美元内地财富支撑着香港多个领域，从奢侈品消费、房地产，到股票市场。中国资金涌入规模之大，使香港最近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离岸财富中心。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中国家庭和企业去年将创纪录的8070亿美元资金转移到海外。

常驻香港、代表全球超级富豪客户的Sterlingto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杰贝利说，当这么多钱“在一年里走出大门，哪个政府会视而不见？”他说：“北京不是在关门，而是在安装门框。”

新措施包括对三家知名券商开出约3.3亿美元罚款。内地中国人经常通过这些券商进行境外投资。监管机构还对银行实施更严格的管控，并悄然加大对中国最富有人群的压力，包括他们用来持有海外资产的信托工具。

监管部门甚至让中国企业赴香港上市变得更加繁琐，这可能拖慢全球最火热的 IPO 市场之一。

这些措施正在香港金融业扩散。

由于审查趋严，私人银行正在推迟在中国举办活动，并劝员工减少出差。香港财富管理机构正在处理更多客户咨询，中国内地银行也收紧了在香港的开户要求。现在，内地客户必须签署声明，说明他们的财富来源于中国境外。

知情银行家说，过去金融机构也会核查财富来源，但要求没有现在严格。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如果想看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中伦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克利福德·吴说：“我们看到，中国超高净值人士把资金转到香港的速度已经放缓。”

他说，有些人已经在考虑把资产转往欧洲，试图让这些资产远离中国监管部门的触及范围。

总体来看，这些变化代表中国跨境金融体系十年来最大规模调整。十年前，北京整治大型企业集团境外收购，并加强审查每名公民每年5万美元换汇额度。

不过，与过去的整治不同，中国人民币今年表现相对强势，对美元升值近3%。

这种升值表明，进入中国的资本可能多于流出的资本，但即便净流入为正，也仍然可能有规模巨大的资金流向海外。

这给中国税务部门带来问题。近年来，中国税务部门在向富人征税、补充财政收入方面变得越来越强硬。过去，地方政府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出让。但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大幅削弱这一收入来源。到2025年为止的五年里，房地产相关收入下降48%。

同时期，中国移民人数激增。根据联合国数据，自疫情限制解除以来，已有130万人离开中国，这也加大了追踪海外财富的必要性。

这些变化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香港。中国亿万富豪在全球各地都有投资，从纽约的家族办公室，到澳大利亚的土地，再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公寓。

总部位于伦敦的渣打集团新增净资金中，约30%来自“全球华人”客户，这些客户的资本已经在境外。

另外两名熟悉富裕客户情况的人说，现在有更多中国内地公民询问土耳其等门槛相对较低国家的护照，或通过各种计划申请香港居留权。另一些人则希望把资金转移到这个亚洲财富中心之外。

面向富人的顾问说，有些客户正在瑞士和美国开设账户。

这轮整治威胁到富裕中国人多年来遵循的五步路径——而香港曾从中受益，他们会先在中国创办成功企业，再让企业在全球交易所上市，随后向自己和别的股东派发数十亿美元股息，在海外设立家族办公室，并购入外国房地产。

这些安排使他们的财富相对不受习近平限制措施影响，包括每年海外转账额度上限。

这一模式依赖所谓红筹公司，也就是在中国境外注册、但持有中国境内资产和业务的实体。创始人可以在海外注册公司，并通过美国或香港上市融资，而不直接受到中国税务部门监督。

采用这种路径的公司包括中国一些最大科技巨头。这个策略的流行程度，也体现在香港家族办公室数量上。去年年底，香港家族办公室数量从2023年的水平增加25%，达到3384家。

中国现在正在通过限制 IPO 申请来打击红筹架构。根据香港交易所数据，结果是，今年通过这一路径赴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几乎已经消失。

这迫使中国创始人转而选择在香港发行H股。H股是为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公司保留的上市路径。即便如此，这些公司也面临新的限制。过去，对于上市募集资金是否需要汇回内地，处理上有更多灵活空间。

但中国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1日生效的指令明确规定，除非企业获得特别批准，否则资金需要回到中国。

英士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律师凯文·吴说，有些创始人正在调整做法，在中国内地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而不是使用离岸信托。

吴说：“家族办公室的数据看起来很好，但门正在关上。”

他指的是企业不再选择红筹上市的转向。他接着说，核心问题是，富裕企业家已经无法再轻松把现金转到香港。

中国商人周先生已经开始适应新的限制。去年，在最新整治之前，他就已经从香港私人银行账户中取出约1亿元人民币，约合1470万美元。私人银行开始根据更严格的了解你的客户（KYC）规则询问资金来源后，他撤销了信托架构。

他曾是富途证券客户——富途是最新整治中被罚的券商之一，由于出售资产，他不得不缴纳两年的资本利得税。

周先生说：“这些信托架构、私人银行服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它们唯一做的就是收费。从回报来看，哪怕投资被动型 ETF，收益都更高。我花了40万美元成本，什么也没得到。”

整治也延伸到中国散户投资者。过去，他们有几种办法绕开每年购买美元的额度限制。他们可以利用地下钱庄网络，使用加密货币，或者直接大胆地携带现金过境，再存入投资账户。

中国政府正在堵上这些漏洞。北京对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处以罚款，并要求关闭非法账户，在早先禁止新增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

虽然这些在线券商并未直接协助非法转移资金，但多年来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通过中文交易应用推广境外投资，并帮助客户交易香港和纽约股票。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如果想看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资本限制趋严，可能给香港火热的 IPO 市场降温。2025年，上市、配售和大宗交易总额超过760亿美元，创四年来最高水平，帮助香港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大量活动由中国投资者买入中国公司股票推动。

老虎证券和富途证券不仅为内地投资者买卖股票，也承销新股上市。

亚洲集团的林涵深说：“这会影响 IPO 的供需。”

他指出，富途今年参与了数十宗 IPO。他接着说，内地中国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决定香港 IPO 定价的指标之一，特别是在科技和消费行业。

任何 IPO 放缓，都可能威胁香港已经持续运转两年多的亿万富豪制造机器。自2023年市场开始回暖以来，至少12名亿万富豪通过股票出售积累财富。

新晋富豪包括今年1月推动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上市的闫俊杰。同月上市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智谱，董事长刘德兵也成为亿万富豪。

整治影响不止于香港 IPO。在香港，资金流动规模大、迹象明显，中国税务部门更容易识别并试图捕捉更多离岸财富。

经历一段超富裕人群高调消费时期后，现在的气氛变得更谨慎。

过去两年，贾斯汀·克拉布的私人飞机业务蓬勃发展，富裕中国客户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夸张。有位客户要求他安排空机从香港飞到澳大利亚，接回宠物狗。这趟往返航程花费7.5万美元。

BlackJet首席执行官克拉布预计，在中国最新措施出台后，客户的预订行为会发生变化。

超级游艇销量一直在上升，法拉利、宾利和劳斯莱斯汽车登记量也达到六年来最高水平。游艇经纪人奥利维耶·贝松看到内地客户强势回归。现在，他正在密切关注局势，不过他认为这轮整治更多是信心问题。

谈到通常身家至少1亿美元的中国客户时，他说：“他们先买房，加入私人俱乐部，然后买船。”

这些客户往往瞄准36.6米长的游艇，也就是他能提供的最大船型，并要求有大型娱乐空间，用于唱卡拉 OK 或打麻将。

贝松说，这些游艇大多用于大群人当天出海。

不过，为本文受访的十多名私人银行家、律师、游艇经纪人和分析师中，许多人表示，最新整治不会让他们的业务完全停摆。资金往往会找到别的路径。

例如，香港 IPO 流程在6月仍在继续，24宗上市交易预计最多融资54亿美元。

中国最想做的，是控制资金外流，并出于税务目的更好掌握离岸资产，而不是完全停止境外投资。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信义中国管理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马奎斯说：“控制是主导逻辑，因此最近这轮整治进一步表明，北京正试图堵住私人渠道。富裕中国人过去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减少对内地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