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如果一种新药救了某人的命，这个人大概不会在意药物是在本国发明，还是在世界另一端发明。

然而，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把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视为科技战的下一条战线。国会面前有一项法案，拟修改限制美国投资海外敏感技术的《COINS法案》，把授权引进中国生物技术也纳入限制范围。

一些人希望美国药品监管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无视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

美国的担忧源于创新发生地的显著转移。

去年，中国企业开展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而十年前这一比例只有6%。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新药来源国，仅次于美国。2025年，在金额达到5000万美元或以上的授权交易中，近半数是与中国企业达成的，而2020年这一数字为零。

在某些类别中，比如抗体偶联药物这类前景看好的癌症疗法，中国企业几乎包揽了全部授权交易。

如果不把中国医学创新视为好消息，那将是错误。

在 AI 和半导体领域，美国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流向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信息流动方向正好相反。

美国对中国在药品实体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感到焦虑，这可以理解。中国占基本药物活性药物成分供应的70%以上。但制造韧性和科学合作是不同问题，获得新知识对美国来说不是损失。

无视中国进展尤其愚蠢，因为药物研发本来就面临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如今，把一种新药推向市场的成本约为28亿美元，而且可能需要远超十年。

政策制定者经常抱怨药价上涨。然而，无视中国临床试验数据之类的提议会拉长研发时间，提高成本，并使药物发现的生产率进一步下降。

国会真的希望开创性疗法先在欧洲或亚洲上市，然后才轮到美国人使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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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客担心，如果制药公司把研发预算用于授权引进中国药企研发的候选药物”，可供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使用的资本就会减少。但投资不是一块固定大小、只能分来分去的蛋糕。正如 AI 热潮所显示的那样，当机会增加，资本就会流入。真正重要的是确保美国生物技术不受糟糕政策阻碍。

幸运的是，美国企业仍是全球药物发现领域的领导者，在推动有前景的药物进入后期临床试验、监管审评和商业化上市方面拥有深厚专业能力。

中国生物技术高管私下承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是全球监管领导者。

美国最近的选择正在削弱自身优势。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高级官员流动率很高，包括局长马蒂·马卡里的辞职。决策过程已经被政治化：企业可以通过降价和投资国内制造获得“优先券”，从而加快审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但经费已被大幅削减。研究项目因意识形态原因被取消。

与此同时，移民政策正让美国对行业所依赖的科学家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优秀研究人员。

美国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中国创新挡在门外。对患者而言，最好的世界是中国和美国都能开发出廉价有效药物的世界。

疾病会跨越国界。治疗疾病的方法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