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在美国大学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两派争斗中,科技公司开始卷入其中。作者John Leland,远奇编译。
随着围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战争转移到网络上,科技公司的技术平台搅乱了纷争。
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曾两次劫机,是美国国务院恐怖组织名单上的一个巴勒斯坦组织成员。因此,当纽约大学大四学生哈维尔·科恩发现莱拉上学期在纽约大学的网络研讨会上演讲时,他感到非常震惊。
在视频中,莱拉称以色列是一个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恐怖主义的“种族隔离国家”,并发誓要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来打击以色列。
科恩领导着一个名为“实现以色列”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对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投诉引起了联邦民权调查,并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注意。但本学年,学生分散在世界各地,科恩认为校园里的热度已经消退。
然后,他看见了莱拉的视频片段,由社会和文化分析教授安德鲁·罗斯引入,由于罗斯教授是“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运动”的倡导者,而被称为B.D.S. 罗斯教授(注:Boycotts,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on Israel,前面提到的抵制以色列运动的首字母简写)。罗斯教授称现年74岁的莱拉是“女性自由斗士的榜样”。
这对科恩来说就太过分了。他说,“这位教授欣赏她,这令人难以置信。”
科恩向特朗普政府报告了这段视频,要求政府谴责网络研讨会纵容针对以色列的暴力,并对罗斯予以惩罚。
罗斯教授看到了另一个问题:Zoom。该平台在疫情期间对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删除了网络研讨会的链接,单方面决定什么言论可以在学术论坛上发表。
在近年来校园分裂的冲突中,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层面:一家商业科技公司在亲以色列团体的压力下,控制了美国一所主要大学的教学内容。
罗斯说:“我们通常不会让校外机构来裁决校园演讲的内容。”
他认为,仅仅是对以色列的批评就被贴上了反犹太主义的标签,“Zoom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
Zoom公司此前取消了莱拉女士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的网络研讨会,解释说这个研讨会可能会让Zoom面临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
纽约大学的名为“我们不会沉默”(We Will Not Be Silenced)的网络研讨会是对这次取消的回应。视频的录制版本在YouTube上播放,对罗斯来说,这是给校园演讲强加上一个不受欢迎的标签。
“作为学者,我们本应审视各种政策,”他说。“如果这种质疑被人忽略,你就夺走了大学很大一部分生命力。”
Zoom的发言人科琳·罗德里格斯说,莱拉与恐怖组织的联系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他们还禁止了其他三所大学举办以莱拉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
随着全美国各地的学校都转向了虚拟学习,围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愈演愈烈,一方指责对方是反犹太主义,另一方则反击说对方压制言论自由,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纷争从校园示威和发传单往社交媒体和Zoom的方向转移。
一方认为,一些对以色列的批评已经演变成了反犹太主义;另一方表示,反犹太主义的指控被用来压制合法的批评。
界限变得会有些模糊不轻。
罗斯教授本身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一些被贴上反犹太主义标签的激进主义来自“犹太和平之声”(注:Jewish Voice for Peace,美国左翼激进组织,反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回返权。)组织。去年秋天,尽管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校园,纽约市及其周边的大学仍发生了纠纷。
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虽然大部分都是远程上学,但还是通过了一项全民公投,呼吁该校从那些“从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的行为中获利或参与其中”的公司中撤出。
一周后,一个纳粹标志出现在中央图书馆外,这是纳粹标志2020年第四次出现在校园里。“很多犹太学生把这归咎于公投,”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支持以色列组织(students Supporting Israel at Columbia)的负责人奥菲尔·达扬说,该组织认为这次公投“仇恨犹太人”而提出反对。
达扬女士的父亲达尼·达扬是前以色列总领事,也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倡导者。对达扬女士来说,虚拟校园已经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在疫情爆发初期,她主持了一场关于在约旦河西岸长大的网络研讨会,活动人士篡改了她的网上传单,攻击她的父亲“有种族灭绝倾向”。
国际法院表示,西岸的定居点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
在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一名名叫纳迪恩·基斯瓦尼的巴勒斯坦学生活动人士收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一段视频,曝光了她拿着打火机对着一个身穿以色列国防军连帽衫的朋友,假装威胁要放火焚烧他。她在视频里说:“我讨厌你的衬衫。”
她的朋友当时还笑了。
基斯瓦尼说,这段视频发布于一个名为StopAntisemitism.org的网站上,已经有三年了。该网站的创始人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名女子,她以“犹太小鸡”(Jewish Chick)的名字成为了一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基斯瓦尼替代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被该网站评为“2020年年度反犹太主义者”,。
基斯瓦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即使只是想成为巴勒斯坦组织者的想法本身,就会被描绘成反犹太主义。”
法学院收到了大量谴责她并要求惩罚她的电子邮件。许多指控者似乎受到了一款名为Act.IL的手机应用程序的刺激(注:一款社交网络移动应用程序,它被以色列的支持者用来反对“反以色列内容”,比如上文中提到的由罗斯教授倡导的“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运动”)。
该网站给用户分配了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任务”,其中包括给基斯瓦尼女士的院长们发送一份事先写好的便条。这款应用程序是由前以色列情报人员开发,部分资金来自于本月去世的赌场亿万富翁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犹太人,特朗普重要的捐助者)。
就像其他在虚拟教学中扩展的技术一样,Act.IL这款应用将整个世界卷入了一场原本可能仅限于校园的争端。
“我让学校知道,我才是应该在这里得到支持的人,”基斯瓦尼说,她曾尖锐地谴责以色列。“因为如果他们收到邮件,想象一下我收到了多少恐吓或骚扰邮件。”(举个例子: “我要亲自打电话给你的学校,让你因为反犹太主义而被开除。再见。”)
包括学校的犹太法律学生协会在内的十几个校内外组织都支持她。
B.D.S.运动(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运动)吸引了一系列进步团体,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正在与美国和以色列右翼做斗争。34个学生团体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从以色列撤资的运动,其中包括黑人学生组织和美洲原住民委员会。
“校园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与社会学教授、左翼青年运动历史学家托德·吉特林说:“对以色列的仇恨成为了正统左派的风向标。”
虽然其他国家在侵犯公民权利方面受到的批评较少,吉特林说,但“以色列是恶魔中的恶魔。”
吉特林说:“现在有人走过来说,‘以色列是犹太人的世界中心,如果你不尊重以色列,你就是反犹分子’,我认为这很荒谬。”
特朗普政府的说法则相反。2019年12月,特朗普总统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指挥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打击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称以色列是种族主义、或“运用双重标准”的行为都可以作为具体实例来打击反犹太主义。几天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乔纳森·卡特根据该法令提起了第一起民权诉讼。
校外团体也扩大了校园内的冲突,给学生们带来了压力。
其中一个是金丝雀使命,这是一个匿名运营的网站,专门创建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的档案,学生们担心自己会被列入黑名单而导致无法工作,也无法前往以色列控制的地区探亲,因为以色列法律允许禁止反犹太的人(注:Canary Mission,成立于2014年的网站,它收集反以色列或反犹主义的学生活动人士、教授和组织的档案,并表示将把这些学生名单发给未来的雇主使这些学生失去工作机会)。
纽约大学巴勒斯坦活动家哈立德·达瓦说,“我的很多同龄人不想接触任何形式的媒体”,因为害怕被网站关注。因为“金丝雀使命”对他的校园活动的负面描述,以色列官员去年将他从学生的耶路撒冷之旅中剔除,“这是谷歌搜索出来的第一个结果。”
巴纳德学院三年级学生伊布提哈尔·马利表示,她参加了“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并参加了2018年的一次会议,之后她就上了“金丝雀使命”网站的名单。
她在“金丝雀使命”上的简介开头是:“ 伊布提哈尔·马利,为恐怖主义的金融家辩护,传播反犹太主义,支持暴力抗议者,还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SJP)。”
马利拒绝这一定性,她后来参加过一些活动,演讲者在介绍时引用了金丝雀对她的定义。
“这迫使你犹豫自己是否想继续为巴勒斯坦组织活动,”马利说。“一些成员被金丝雀扣上帽子,认为从长远来看不值得再做下去。”
卡特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指控仍在民权办公室的审议中,拜登政府将决定该办公室是否追究此事。但去年秋天,该办公室就一起针对纽约大学的投诉达成了和解,这是自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以来第一起解决的案件。
提起诉讼的阿德拉·科贾布描述了她因支持以色列而受到的一连串轻视,最终在她大三那年的一次对峙中达到高潮。她说那时她是“实现以色列”组织的主席——“犹太复国主义女孩”。
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的庆祝以色列的狂欢活动中,巴勒斯坦学生正义组织的成员上演了一场反示威,他们点燃了一面以色列国旗,并抓起麦克风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两名反示威者被捕。
科贾布说,她很震惊。纽约大学没有惩罚这些学生,反而在第二年授予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主席服务奖,称赞该组织“对本校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那是一个触发事件,”科贾布说。“我三天没离开过我的公寓。”
科贾布被安排在与反示威学生不同的房间里,参加她的阿拉伯语期末考试。
她说,“我意识到这学期的压力,我增重了25磅。我不想说得太多,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来月经了。我知道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做了血液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胰岛素超标了。”
在她提出投诉后,特朗普邀请她在以色列美国理事会峰会上发言,称赞她“面对敌意和偏见、难以置信的敌意和的偏见时”,为以色列挺身而出。
回到新泽西的家后,她报名参加了自卫课程,还买了一把泰瑟枪作为自卫武器。
去年9月,纽约大学与民权办公室根据总统行政命令中定义的解决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步骤,就科贾布的投诉达成了和解。但该校没有承认任何不当行为,也没有提到行政命令中列举的引用反以色列言论就是反犹太言主义的部分。
与此同时,无论校园里有没有学生,冲突仍在继续。大学只能在两者之间和稀泥,尽量去调和矛盾双方。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重申了该校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但发誓不会理会学生就撤资问题举行的公投(注:上文中提到的呼吁该校从那些“从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的行为中获利或参与其中”的公司中撤出的言论)。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对Zoom取消与莱拉的网络研讨会表示“惊愕”,但他也斥责了赞助该研讨会的教授。
不过,就目前而言,虚拟校园让人们很容易不去听取彼此的意见,拒绝将相反的观点“合理化”。相反,双方都在试图让自己站在道德正义的一方,纽约州哈德逊安南代尔巴德学院仇恨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斯·斯特恩(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中引用的反犹太主义的定义就是他写的)表示,定义是为了收集数据,而不是为了规范校园辩论。
“现实情况是,两种论点都是合理的地方,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不能只选择一方并与另一方作战,你必须认清双方都曾作为原住民(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曾在那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先后居住过漫长的时间,都可以作为那块争议土地的原住民),从犹太人的角度看,我们曾在那里居住过很长的时间,巴勒斯坦人也会说:我们已经在那里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他说,历史是“混乱的”,“双方都有正义,也都有不公正”。
即使没有远程教育,学生也没有兴趣去接受别人的观点,同时也没有强大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斯特恩温和地说,“这让对话变得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