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美国华人杂谈,作者为Esther N.

2025年8月5日,32岁的中国公民葛超峰(Chaofeng Ge,音译)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拘留。
数日后,他在拘留中心身亡。ICE提交的死亡报告称,葛的尸体被发现时“脖子上缠着布制绳子”。虽然验尸官裁定其为自杀,但3个月后,葛的家属提起了诉讼,他的哥哥葛彦峰(Yanfeng)在诉讼书中提及了一个细节,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葛被发现时“颈部悬挂,双手和双腿被反绑在身后”。
葛彦峰的律师称,尸检没有明确解释在他四肢被绑的情况下这种自杀是如何发生的。
诉讼称,由于拘留所中没有人会说普通话,葛被长期孤立,这很可能加剧了其兄所提到的情绪健康问题。此前,葛在2023年11月来到美国,因参与信用卡诈骗被判刑6-12个月,从2025年一月起在宾州的多芬县监狱(Dauphin County Prison)服刑,服刑完毕后,又因其移民身份遭ICE拘留。
葛在多芬县监狱中曾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多芬县监狱的官员对美国地方媒体表示,葛被转移至100多英里外的ICE拘留所时,他们向ICE了提供葛的医疗记录,其中提及葛曾自杀未遂。
然而,ICE出示的死亡报告却称,葛在转移时并未附带任何医疗交接,而葛在ICE拘留所进行身体检查时,也否认自己任何有情绪问题。运营该ICE拘留设施的GEO集团(GEO Group)至今没有任何成员联系家属说明情况,也没表达慰问。
葛超峰被转移的拘留所,名叫莫沙农谷处理中心(Moshannon Valley Processing Center),亦位于宾州,原本是一座联邦监狱,后成为美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移民拘留所。近年来,一些倡权团体呼吁关闭莫沙农谷处理中心,称该设施长期存在医疗照护不足,语言障碍,拘押条件恶劣等问题。
根据ICE官网公布的数据,从2018年至今,ICE拘留期间的死亡人数共有104人,有超过一半发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死者是亚裔,而华裔人数最多,葛正是其中之一。
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开始施行大规模移民驱逐。执法人员在居民区、超市、移民局办事处等地寻找目标。虽然名为打击“非法居民”,但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到被抓的还有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合法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
这些被抓的移民会被转运到拘留中心或监狱,葛正是在拘留中心失去了生命。按照程序,移民被捕后会被送上移民法庭,如果被认定为非法移民,移民局就会对他们开启遣返程序。
而在现实中,据亚裔民权联合会(Asian Civil Rights Alliance)的创始人之一Suky Zhang介绍,有些移民因为语言障碍等原因“稀里糊涂”签署了自愿离境协议(Voluntary Departure Agreement),结果在被捕后被直接送回母国。
美国国土安全局最新文件显示,2025年就有将近300万移民离境。其中被正式遣返(deportation)的只有70万,而选择自行离境(self-deportation)的高达220万。在华人被抓捕的案件中,关恒案备受媒体关注。
他在申请庇护期间被抓,在被拘留的数月中,换过几次监狱,美国政府一度援引“第三国遣返”机制,计划将他遣送到乌干达,最终在国际媒体和公益律师的帮助下,于今年2月在纽约被释放。
相比关恒案,大多被捕的华人移民案默默无闻,他们在ICE拘留所中的经历和案件结局,我们也无法得知细节。但我们清楚知道的是,葛超峰并非第一个在拘留期间死亡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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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权益促进会(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简称“华促会”)项目总监Annette Wong,是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移民家庭的后代。她解释了当前移民政策背后的历史脉络,详述了现代版的“排华法案”,以及作为美国第三大移民群体的华人,正在默默承受的苦难。
Mindsite记者 Simran Sethi与 Wong的本次采访,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特朗普政府试图终止“出生公民权”行政令之后进行的。截止发稿时,最高法院尚未作出裁决,以下是中文翻译,内容略有缩减。
Simran Sethi: “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于2026年3月发布的一项ICE数据分析显示,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执政下,亚太裔被捕人数几乎增长了四倍。其中,华人占这些逮捕人数的26%,是亚裔中占比最高。在华人社群中,哪个群体最脆弱呢?
Wong: 一些是签证持有者。在特朗普政府下,他们面临被驱逐的风险,也面对执法的威胁。F-1学术签和H1-B工作签证的流程比过去更加困难,申请费用也更高。出入美国时候,审查更加严格。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也被逮捕。总而言之,这些群体被不断挤压。
另外是政治庇护的申请者,他们在母国缺乏自由,遭受压迫而申请庇护。几年前,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所谓的美墨边境“激增潮”,这中间包括大量的中国人,他们穿越危险的达连隘口(Darién Gap,一条连接南北美洲的险恶丛林路线),然后再从墨西哥入境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想寻找更好的生活,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很难找到上升的机会。
有很多组织在帮助这些边境的新移民,但提供中文服务的并不多。因此,华促会曾派员工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提供语言支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处理完相关手续后,人就会被释放在街上。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刚经历过一场惊险的旅程,然后就这样被丢在街角,看不懂路上的任何标识,不知道该去哪里。
Sethi:
在移民处理和执法过程中,通常会有西班牙语的翻译。尽管亚洲是美国移民第二大来源,亚洲语言服务却并不存在。
Wong: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国土安全部,它大部分的工作都与外国人有关,提供语言(翻译)服务竟然不被重点考虑。无论是美国移民局(USCIS),还是像ICE这样负责执法、拘留和遣返的机构,语言服务都应该是基础配置。
Sethi: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两周后,美国司法部下属的一个办公室撤销了2023年的一项行政指令。该指令原本是为了确保出庭的非公民,在使用其偏好的语言时,会获得相关翻译服务。ICE官网虽然声称拥有语言服务服务,但他们不但取消了强制性西班牙语培训,也取消了原本可支持50种语言翻译的AI翻译技术。
Wong:
你被拘留时,本来就已经处于脆弱和不稳定的状态。现在又多加一层,你无法跟掌握你命运的官员用语言沟通,甚至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表达,比如“我很疼”、“我需要药物”等等。这是健康层面的问题。但还有法律层面:你如何理解针对你的法律程序?为什么会被关在那里?更别说如何获得法律援助。
所以,这不仅仅是无法被理解,令人沮丧。语言服务不是一种施舍,而是(缺乏它)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
Sethi:
我们可以在葛超峰这个悲剧案件中清楚看到这一点。他于2023年底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纽约移民记事网的采访中提及,认识他的人形容葛超峰“心地善良、容易轻信别人”,并怀疑他存在未被诊断出的智力障碍。
Wong:
他的手脚都被绑着,但ICE却称这是自杀。这点难以做到,因此才会受到质疑。这其中也明显存在语言障碍问题。
在另一篇报道中,葛先生的兄弟表示,葛当时极度痛苦,无法说话——他们唯一交流的方法是让葛把内容在纸上写下来,再递交纸张,进行翻译,这太荒谬了。任何政府机构都知道,现在有电话和电子设备,可以大大改善语言翻译的服务,使用这些对葛而言,都可能是生与死的差距。
Sethi:
这不是新问题。葛被关押在位于宾州的莫沙农谷处理中心,这是美国最大的联邦移民拘留中心之一。它直到2021年3月前还是联邦监狱。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大多数被拘留者都存在“医疗和心理健康问题”。
报告写道:“不会说英语的被拘留者表示,他们受到工作人员更差的对待。一名受访者称,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卫生纸和肥皂,但会说英语的人却能拿到这些基本用品。另一位不会英语的人说,当他请求使用平板电脑与亲人联系时,工作人员拒绝帮助他……”
Wong:
语言在决定人们如何被对待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令人难过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这竟然不是理所当然的。
Sethi:
而且,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个小众或冷门的语言。我们谈的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覆盖人群最广的语言之一。这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人们没有意识到亚裔正在受到这些政策影响,因此也就没有相应机制去支持那些受影响的亚裔。
Wong:
你说得对。我并不是在责备这些被拘留的人——如果我们统计移民拘留中心对语言援助的申请数量,虽然被拘留的华人在不断增加,但我猜中文语言服务的请求会非常低,(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声,不愿意承认“我被虐待了”或“我需要语言帮助”。
人们非常害怕提出这些需求,因为感觉像是在请求特殊照顾。但其实不是。这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
这反映了一种沉默文化。中文里有一句俗语,“枪打出头鸟”。它源于人们在对抗权力时遭遇暴力镇压的历史,也承载着数代的创伤和生存本能的智慧。这种生存逻辑帮助人们在革命、战争和政治迫害的年代活了下来。
Sethi:
这种文化表达背后有历史根源。我们把今天的移民政策追溯到数百年前,包括1803年禁止“输入黑人、混血儿或其他有色人种”的法案;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禁止来自“中国、日本或任何东方国家”的劳工及“从事卖淫目的”的女性进入美国;以及更广为人知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Beth Lew-Williams指出,《排华法案》建立了一种通过恐惧运作的美国边境控制体系”,并“使原本确立的跨太平洋人口迁移突然非法化,把中国人的存在本身犯罪化。《排华法案》让人们变得‘可被驱逐’,并由此创造出了如今百万人在美国正共同经历的一种脆弱身份状态。”
Wong:
确实如此。我们现在又回到了一个连“出生公民权”都被质疑的时代。我们以前已经经历过一次,而现在又“重新审理”,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审理”(re-litigating)。
有些事的确在历史重演,而有些则像是比喻。比如日裔集中营。今天被关的不是日本人,但这些新的拘留所又怎样呢?本质上,它们就是现代集中营。人们生活在极不人道的条件下,睡在地板上,盖着保温毯,没有稳定的干净食物和饮用水,也没有稳定淋浴条件。除了集中营,真想不出还能叫它什么。
虽然现在没有像《排华法案》那样明确说“中国人被排除在外”,但如今的旅行禁令,以及针对某些国家庇护申请者的打击,实际上就是“现代版排华法案”。
而且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州一级。过去几年里,华促会参与了佛罗里达和德州的多项行动,因为当地曾试图恢复“土地禁令”,规定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的公民拥有地产。这种事情本该早就被淘汰,但历史确实在重演。我们今天仍在为此抗争。
Sethi:
1875年《佩奇法案》和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前的暴力事件,也是有史可鉴的。比如,1871年的洛杉矶华埠大屠杀(Los Angeles Chinatown Massacre)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私刑事件之一。当时,华人社区遭到白人和西班牙裔暴民袭击,共有18名华人男性被杀,其中包括一名15岁男孩,占当时洛杉矶华人总人口的10%以上。
Wong:
某些情绪最初来自于刻板印象,哪怕最开始看似无意,也会逐渐影响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邻居,公司如何做出决策。无论这些情绪原本就存在,还是后来被人为灌输,都是如此。当人们对一些群体存在深层偏见时,社会就会越来越容易通过某种歧视性的法案。
Sethi:
2026年3月,“百人会”发布的关于《美国华人现状》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仍被视为永久的外来者,在种族歧视和归属感被质疑方面,比例高于美国任何其他族裔。” 另一份更早的调查显示,“27%的美国人认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中国的忠诚高于对美国的忠诚。” 你对于数据结果感到意外吗?
Wong:
“你到底从哪里来”? 这种“永远的外国人迷思”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亚裔。不幸的是,这些年并未有什么大变化。“华人不是这里的人”,“无法同化”,“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永远忠于中国”等等,白人主流社会不断重复这些叙事,其实除了这些,他们还能用什么来实现对华裔的去人性化呢?即便你已经是第五代华裔美国人,他们依然会这样攻击你。这种“他者化”会让制定反华政策变得更容易,因为“他们反正不是我们自己人”。
Sethi:
研究证明,这种对亚裔的排外和“他者化”,也会导致抑郁、自尊降低和缺乏归属感。
Wong:
我不是心理健康的专家,但从常识上看,被“他者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极其深刻,同时又非常隐匿。
跟移民政策关联起来说,移民法本来就是最复杂的法律领域之一,而具体政策几乎每天都在变化,这些变化让移民们越来越难明白,该如何提交法庭文件、获取社会服务和寻求安全。这还不包括移民本身已经经历的创伤,以及与家人分离背井离乡的悲伤。等来到新的国家后,又面临歧视和对执法机关的恐惧。所有这些压力叠加在一起,会让人精神崩溃。
即使是努力“遵守规矩”的人,也生活在长期不确定状态中, 他们会想:“我这样做对吗?我会不会被拦下?我会不会被拘留?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被针对?”
因此,恐惧、焦虑、抑郁、过度警觉和创伤反应等都会出现。这种压力让人长期处于“生存模式”。人类本不适合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中,这对心理和身体健康都极其有害。
华促会已获得美国司法部认可,并取得部分认证,因此我们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提供移民法律服务,虽然我们并没有移民律师。我们确实看到申请入籍的人数在下降。申请费用减免变得更加困难,而申请费本身也上涨了。同时,人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一些消息:一些在庇护申请面谈中未获成功的人,在面谈后被逮捕。
庇护申请和入籍是完全不同的程序,但假设我正在考虑入美国籍,但要和这些政治庇护申请者在同一地方办理手续,而那里就有人在庇护面谈后被拘留,我想我也会反复,到底要不要进行入籍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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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i:
人们往往同时要应对多重困境。LGBTQIA+群体也成为这届政府政策直接针对的目标。您能谈谈这种交叉性带来的挑战吗?
Wong:
正如黑人女同性恋作家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所说,“不存在单一议题的斗争,因为人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单一议题的。”当下,对酷儿群体的持续打压,例如限制了性别肯定医疗(Gender-Affirming Care)、重新打开“矫正治疗”(conversion therapy)的空间、以及对美国国内伴侣权利的限制等等,都带来沉重压力。而如果你同时是移民,这种身份上的攻击还会叠加另一层影响。这意味着,一个人无法完整地活出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一种身份。如果无法成为一个完整而被承认的个体,这种长期的撕裂感就会对心理健康与整体幸福感造成影响。
Sethi:
即使已经有这么多心理健康的挑战,但社会污名,以及语言服务不足等因素,仍让华人和其他亚裔群体难以获得所需的帮助。
Wong:
“默默承受”在中国文化中非常真实。心理健康问题并不会被公开讨论。在中文有一个词叫“吃苦”。它是一种关于忍受艰难、相信苦难能磨炼人,并最终带来回报的文化观念。说“我很困难”会被视为抱怨;讲出自己的痛苦则被看作身体和情绪上的软弱,甚至带来羞耻感。
Sethi:
许多亚洲文化中,羞耻感是阻碍人们寻求情感支持的一大障碍,但它也与维持“集体和谐”这一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Wong:
的确如此,这也与“面子”文化有关:保全面子,在他人面前暴露自身脆弱性本身就带有羞耻感。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观念更多并不围绕个人自我,而是关乎集体的社会地位与关系结构。同样地,正如一个人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脆弱,“保全面子”也意味着在互动中帮助他人维持体面与尊严。
我不是说这些文化框架必须无条件坚持,而是希望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移民不愿公开自己的移民处境,也不愿谈论联邦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为什么承认移民带来的心理创伤、寻求心理帮助,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污名化。
Sethi:
你想要对处于艰难时期的华人移民说些什么?
Wong:
我不想听起来很绝望,因为“坚韧”向来是移民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民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敢于迈出去,探索未知。
对于那些也许正在挣扎的人,我想提醒他们:你内心本就拥有力量与主动权。当人们面对移民困境时,往往会选择孤立自己,尤其是在被“他者化”的情况下。但现在,越来越多受影响的人和盟友正愿意站出来。我们看到原本彼此陌生的群体开始团结起来,也看到原本沉默的人开始发声。尽管世界正在发生这些(糟糕的)事,但你的身边依然有人在乎你的处境。

参考资料: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mmigrants-asia-united-states-2025#english
https://www.ice.gov/doclib/foia/reports/ddrChaofengGe.pdf
https://www.ice.gov/detain/detainee-death-reporting
https://www.centredaily.com/news/local/community/article311622403.html
https://documentedny.com/2025/11/17/chinese-language-immigrant-death-ice-de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