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与MAGA阵营的这场“跨界求爱”，最终于2024年6月6日修成正果。

地点选在了旧金山太平洋高地的“亿万富翁大道”，坐落于风险投资大佬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那座价值4500万美元、占地两万多英尺的法式石灰岩豪宅中。萨克斯联手“All-In”播客的搭档查马斯·帕利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为川普举行了一场筹款会。他深知，其他科技巨头虽已暗中倒向这位前总统，却仍对此讳莫如深。“我认为这次活动将打破坚冰，”筹款会前一周，萨克斯在播客中预言，“它将引发一场‘偏好瀑布’，让公开承认这一立场突然变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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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萨克斯（右上）和查马斯·帕利哈皮蒂亚（右下）在“All-In”播客里。

仅仅几年前，萨克斯还把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定性为一场“叛乱”，并宣判川普已“丧失资格”，此生与国家公职无缘。在那次事件几天后的播客里，他言之凿凿：“川普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我觉得这已经为他的美国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耻辱的句号。即便他能躲过法庭的审判，也难逃历史之书的清算。”他的搭档帕里哈皮提亚则更“接地气”，直接开骂川普是个“彻头彻尾的陈年烂货、混账人渣”。

按理说，从这种高度想找个台阶下挺难的——但事实证明，从痛心疾首的谴责，到半推半就的妥协，再到卑躬屈膝的拥抱，这条通往川普阿谀奉承的朝圣之路早已被前人踩平了。 对于那些压根没把“民主”（这个词在他们播客里比黄金还稀有）当回事的自我羞辱者来说，这趟旅程走起来一点儿都不累。

在那场筹款会上，就有一位已经走通这条路的资深“旅友”在场——参议员JD·万斯，他的出席也为自己锁定了川普竞选搭档的位子。至于两位主持人和贵宾之间那点残留的尴尬？在筹款会吸金1200万美元（大半来自加密货币大佬）的能力面前，瞬间烟消云散。

用“机会主义者”来形容萨克斯其实并不贴切。他看起来并不圆滑或两面三刀：没有躲闪的眼神，也没有玩世不恭的笑容。他可以用一种稳定、单调的嗓音长篇大论地辩论，具备一名好斗辩手那种以证据为基础、为任何自己持有立场构建论证的能力——只不过，这种立场总是恰好与他的自身利益相一致。他职业生涯中唯一始终如一的原则，就是对自我利益的冷酷奉献。

萨克斯成年后一直自称是“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libertarian conservative），但在符合其利益时，他也会寻求政府出手干预、为自己的投资保驾护航。2023年，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后，萨克斯要求联邦政府救助初创公司的未投保存款，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加密货币公司。企业家、投资人、右翼煽动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这样评价他的朋友萨克斯：“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只关心一个人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川普冲动自恋，而萨克斯冷静而理性，两人却是相当匹配的一对。一位前拜登政府官员对我说：“萨克斯是总统大脑中某一部分的精神图腾——那部分是寡头的。”

选举之后，新总统任命萨克斯为其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的特别顾问，即所谓的“沙皇”。在尽可能远离华盛顿数十年之后，硅谷终于在白宫里有了自己的人。

然而，萨克斯一向对政治抱有轻视态度。25岁，他还在读法学院时，就曾出现在C‑SPAN的谈话节目中，表示他更偏好“华尔街的精神气质”而非“华盛顿的精神气质”，并引用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关于“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的名言，直言不讳地宣称：“与其生活在一个嫉妒成性、彼此偷窃的国家里，我大概更愿意生活在一个贪婪但人们彼此不分享的国家里。”

萨克斯前往华盛顿是代表商业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私人的算盘。然而，营商与从政所需的才干各异，有时甚至背道而驰。一位近距离观察萨克斯在华盛顿运作的国会幕僚告诉我：“萨克斯的政策主张与其所在政党其实并不契合。他并不真正懂得华盛顿的那套游戏规则。”他代表科技行业在政府内部所做的努力，反而让总统（川普）深陷指责：人们认为川普为了这群全美最富有的人，背叛了他的民粹主义选民基础。这无异于在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联盟内部打入了一枚分裂的楔子。

与蒂尔合伙的日子

萨克斯曾把自己在一盘国际象棋比赛中难得战胜蒂尔，称为人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一张照片里，他双臂高举指向天空，脸上是狂喜而又难以置信的神情。职业生涯早期，他几乎一直处在蒂尔的阴影之下，扮演着某种次要合伙人的角色。

采自萨克斯推特

萨克斯1972年出生于南非，5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在孟菲斯长大，先就读于一所精英男子预科学校，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作为一名持右翼观点的大二学生，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当时已在读法学院的蒂尔所吸引，并加入了由蒂尔在本科时期创办的保守派校园刊物《斯坦福评论》。该刊物的矛头直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席卷美国高等教育并长期存在的“政治正确”正统观念以及反西方意识形态。

然而，在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保守派的讽刺和调侃往往用力过猛。曾有一整期杂志专门用于戏谑强奸话题，萨克斯也贡献了篇幅，他在文中甚至对“法定强奸是否应被定为犯罪”提出了质疑（此后，他对他早年的一些文字表达了悔意）。

蒂尔立志成为像他心目中的偶像威廉·F·巴克利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开始着手撰写一本关于校园左翼激进主义的书。当他发现这项工作负担过重时，便将研究工作交给萨克斯，两人合作撰写了《多元化神话：校园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不宽容》（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on Campus），该书于1995年由一家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出版。

萨克斯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就读，但法律在他看来过于接近他所厌恶的公共部门。1999年，当蒂尔在帕洛阿尔托联合创办一家在线支付公司、后来命名为PayPal时，萨克斯辞去了咨询公司的工作，转而出任该公司的产品负责人。

他为PayPal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根据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多方回忆，他也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同事错误而闻名。一位前同事告诉我，和萨克斯共事时，“只有主导者和被支配者之分。他没有所谓的合伙人：要么你照我说的做，要么你是极少数能告诉我该做什么的人之一。”

这位前同事补充说：“他动力的一部分，来自于他坚信自己是少数真正懂行、真正有能力的精英之一。”（该前同事以及其他一些硅谷消息人士要求匿名，以便讨论一位对其商业仍具影响力的人物；部分政府官员也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无权公开谈论白宫内部交流。萨克斯拒绝接受采访。）

PayPal因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中幸存下来而声名大噪，也因此催生出一批被称为“PayPal黑帮”(the PayPal Mafia)的硅谷明星人物，其中就包括萨克斯。长期科技投资人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一边钦佩、一边警惕地注视着它的成功。

“PayPal黑帮”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成本将显著下降。麦克纳米对我说：“他们看到了计算能力的限制终将消失。”但这些二三十岁的创业者，并未像更早一代硅谷公司创始人那样受到理想主义愿景的激励。“他们没有追随史蒂夫·乔布斯那种‘科技可以让权力民主化’的理念，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致富。”麦克纳米补充道。

麦克纳米补充说：“如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不同（更为重视公共福祉），今天的国家将会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我在2011年认识了萨克斯，那是在旧金山蒂尔家中的一次晚宴上，出席的只有一小群企业家和投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PayPal的校友。他们厌恶高等教育，崇拜科技公司的缔造者，幻想在公海上建立自由意志主义殖民地，并通过低温冷冻技术等待将来复活——这些想法在当时显得古怪而边缘，但后来却成为硅谷更广泛政治潮流的前奏。

其中一位来宾是一位名叫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的人工智能专家。去年，他合著了《如果有人把它造出来，所有人都会死》（If Anyone Builds It, Everyone Dies），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人工超级智能将会真正意义上消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也因此让蒂尔把他称作“敌基督的军团士兵”。

在这群人当中，萨克斯看起来反倒是最“正常”的一个。他是一位持传统自由意志主义观点的商人，相比蒂尔，对互联网经济力量更加乐观；对于“西方文明”的衰落与终结，也没那么末日论——这个概念在《多元化神话》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该书出版后，萨克斯很少再使用这一说法。他除了对资本主义始终如一的信奉之外，几乎没有稳定的意识形态依附。他对政治的反感依然强烈。

“这才是真正的战场，”萨克斯对我说，“是互联网能否颠覆其他所有行业，还是旧经济会动用政治手段反击，阻止新经济接管一切？”

我们交谈时，他正试图颠覆洗车行业。他投资了一款应用：你只需发送自己汽车的位置，就会有人在你去吃寿司、创办公司，或前往香港开会时上门洗车。这款名为Cherry的应用只维持了一年，但萨克斯在另一项早期投资中表现得更成功——那是一家提供专车接送服务的公司。“它彻底颠覆了出租车行业，”萨克斯在谈到Uber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他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05年，他联合制作了一部电影《谢谢你抽烟》；2008年，他联合创办了一家面向企业、类似Slack的社交网络Yammer；在投资方面，2002年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之后，他投资了脸书、Palantir和SpaceX；2012年以12亿美元将Yammer卖给微软之后，他又押注了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

那一年，他为自己举办了一场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主题的四十岁生日派对。他在洛杉矶租下一栋充满法国旧权贵气息的庄园，还特别邀请了说唱巨星 Snoop Dogg 助阵。萨克斯告诉我说，“信奉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意义就在于，你完全不必感到愧疚。”[注]

[注]这段充满了嘲讽。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国路易16的皇后，两人都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历史上是被描述为挥霍无度、生活糜烂的形象，她被称为“赤字夫人”。传说中她的名言：“让他们吃蛋糕吧”显然十分符合场景。萨克斯利用这个极度奢靡的符号，又说：不用愧疚。极具讽刺意味。

“风险投资民粹主义”的兴起

他以“第二次镀金时代贵族”的典型方式行事：购买奢华地产，向主流政治人物捐款（2012年支持米特·罗姆尼，2016年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并严密保护家人的隐私。他痛惜城市生活质量的恶化，并资助了对旧金山极端进步派地区检察官切萨·布丁(Chesa Boudin)的罢免行动。与蒂尔不同的是，他并未发表关于反动哲学家或垄断式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论著。

硅谷的政治传统一直是一种自由派色彩的自由意志主义：支持选择权、支持移民，理想主义，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对“赋能个人、连接全人类”的使命充满自信乃至傲慢，却对政府漠不关心、缺乏了解，以工程师式的轻蔑看待官僚体系陈旧低效的运作方式和民选官员的无知。简单说就是：“离我们远点，让我们静静地施展你们根本不可能理解的‘魔法’，到头来大家都能分到点好处。”

但大约十年前，科技行业的“顺风车”开始出问题。2013年，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90年代第一款大众化网页浏览器的发明者、如今硅谷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曾对我预测，公众将因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垄断权力问题而对科技公司发起反弹。若他更有远见，本该把社交媒体的成瘾性和腐蚀性影响也算进去。

三年后的2016年，脸书助推了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加剧了国内分裂，并将川普送进了白宫。

川普及其民粹派追随者把大型科技公司当作主要攻击对象；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进步派人士亦然。在两党压力之下，硅谷不得不寻找把政府挡在自己事务之外的办法。高管和投资人斥巨资进行游说和竞选捐款。

马克·扎克伯格亲赴华盛顿，举着右手站在国会面前——目光睁大，仿佛被代议制政府的现实震住了一样——用拗口的句子解释为什么脸书的平台并没有让美国孩子陷入焦虑和抑郁，也没有撕裂国家的公民纽带。

“对科技垄断的关注在第一届川普政府时期非常突出，”反垄断专家、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曾在拜登政府白宫任职的吴修铭(Tim Wu)对我说。“这点如今基本被遗忘了，但正是第一届川普政府对脸书提起了首批诉讼（目前仍在上诉中），也对谷歌发起了诉讼（在拜登执政期间我们赢了）。”

拜登政府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更是将反垄断政策推得更猛。吴说，科技巨头“想要能够挤进来，告诉我们一切事情该怎么做”。

尽管如此，拜登执政时期华盛顿与硅谷之间的对峙更多停留在言辞层面，而非实质行动。他的政府未能推动任何有意义的行业监管；相反，其在基础设施、半导体制造和清洁能源方面的立法成果，直接让科技行业受益。

然而，在拜登任内，硅谷中一股高度显眼的力量倒向了民主党的对立面，人们称之为“科技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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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力量最著名的人物是蒂尔——自2016年以来，他在硅谷几乎是孤身一人为川普守夜。

但到了2020年代初，声音最响亮的代言人变成了安德里森。

对科技右翼而言，技术如同普罗米修斯之火。硅谷最成功公司的创始人被赋予近乎神祇般的角色，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免于欧洲高度监管下的停滞，以及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极权主义的威胁。研究科技文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告诉我，在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深处，潜藏着“一个圣徒共同体的观念——一群特殊的人，企业家、哲人王”。

2023年，安德森发表了一篇名为《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的伪尼采式信条集。在谈到人工智能时，他写道：“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炼金术，我们的魔法石——我们正切实地让沙子学会思考。”他认为，AI革命正如当年的电力革命一样势不可挡；它将升华人类，而任何监管尝试都无异于大规模屠杀：“我们相信，任何对AI发展的减速都将以生命为代价。那些本可以被AI挽救、却因AI被阻止诞生而造成的死亡，实质上就是一种谋杀。”

在安德森列出的这套“企业家崇拜”的“守护神”名单中，他加入了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安·兰德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里的英雄，也是每个自由意志主义少年的偶像——以及20世纪哲学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此人最著名的预言是：现代世界将由一群毫无道德感的“管理者”阶层统治，由少数精英天才凌驾于半奴隶大众之上。

在其他场合，安德森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寡头统治是必然的。

《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语调，来自一个终于从极度不适的立场中解脱出来的人。安德里森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捐助者。像他这样的硅谷人物，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与其说是皈依了川普主义，不如说是对自由主义的“去皈依”——这种变化源于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双重压力。

2025年，安德里森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采访时表示，2010年代的新进步主义把年轻的科技从业者“激进化”了，使他们变得充满怨气；而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这些人又变得懒散消沉，用道德和舆论压力，逼迫其白人、男性、以盈利为目的的老板向所谓的“大觉醒”低头。

只要自己被视为英雄，安德里森愿意缴纳高税收，也愿意支持自由派的事业和候选人。但在过去十年里，他所称的那份“交易”被打破了——那就是：社会给予硅谷敬仰与放手自由，作为交换，硅谷打造伟大的公司、改善世界，并支持民主党。

然而，当年轻人首先转而反对科技行业，随后拜登政府也步其后尘时，这笔“交易”宣告破裂。

据安德里森所说，拜登政府一方面让监管规则保持模糊，另一方面又以毁灭性的执法行动相威胁，意在扼杀整个加密货币行业。他还描述了自己与合伙人在2024年5月获安排、与拜登政府白宫高级官员的一次会面——从早期风险投资人的视角看，那次会面几乎是末日般的体验。

安德里森声称，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拜登政府方面表示，整个行业将被限制在少数几家受到严格监管的大公司手中，初创企业将没有立足之地：由于社交媒体已被证明是民主的一场灾难，硅谷要么被国有化，要么被摧毁。就在白宫西翼停车场里，安德里森和他的合伙人决定，在那一年的选举中支持川普。

（我也与几位前拜登政府官员交谈过，他们对安德里森关于人工智能的说法、以及他声称自己和合伙人从政府方面听到的内容提出了异议。这些官员表示，充其量，当时在场的人只是对这种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走向作出了预测。他们还指出，拜登政府在人工智能和初创企业方面采取了多项举措，直接与安德里森所描绘的那种“噩梦版”的拜登政策相矛盾。“他需要一个转变立场的故事，”一位前官员对我说。）

2020年大流行封锁期间，萨克斯与其他三位风险投资家创办了播客“All-In”。这档每周更新的节目内容涵盖市场分析、政论，以及“科技男”(tech-bro)之间关于扑克和豪车的插科打诨。这让他们在网上名声大噪，而绰号“雨人”（巫师）的萨克斯，被公认为是四人组里最聪明、最保守、但也最没幽默感的一个。

“1·6事件”后不久，当脸书和推特封禁了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及其他MAGA人物时，萨克斯便不再谈论川普对民主的威胁。相反，他开始猛烈抨击那些威胁言论自由的“大科技公司寡头”，称他们的行径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权力攫取”。

至少在涉及右翼政治人物时，“言论自由”成了萨克斯进入 MAGA 阵营的切入口，而且他从未放手。每当“All‑In”的其他“死党”提到 1 月 6 日，萨克斯就会以审查和封禁的问题作为回应。他的言辞愈发好战，仿佛是在回到自己年轻时反政治正确的状态——但这一次更带着川普的精神，而非威廉·F·巴克利的风格，好像他是在用语言把自己“说服”进一种新的政治身份。有时，他的敌人是“觉醒”的寡头；有时是中层技术官僚；有时是基层激进分子——但永远都是“精英”。

他批评精英阶层的无休止战争、对中国的贸易让步，以及“科技巨头与国家安全体系之间的勾结”。他自称是“民粹主义者”，并表示自己代表那占美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2022年，在“Honestly With Bari Weiss”播客中，他说：“我认为，下一个想要成功的共和党人，必须从 TR——西奥多·罗斯福——的行动手册中取经：‘我们不代表这些寡头和强大的大公司利益。我们代表劳动男女的利益，代表他们拥有言论自由、谋生和进行支付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不应该由科技寡头来决定。’”

如果说“风险投资民粹主义”听起来牵强，萨克斯是这样化解的：结束大规模引入“智力水平普通”的移民，就能消除美国腹地对硅谷的疑虑。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更小、更不干预的政府，再加上不受约束的技术创新——这将不可避免地提高生产率和工资。（萨克斯要么不知道、要么并不在意：几十年不受监管的科技发展和金融放松，恰恰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萨克斯在“All‑In”中说：“如果拜登政府只允许智商 150 的人入境，我们就不会有这场关于移民的争论了。要是他们只让 ‘埃隆们’ 和 ‘詹森们’ 进来——指的是马斯克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今天我们就不会讨论同样的问题。”

加入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届政府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萨克斯对美国卷入冲突的危险表达了强烈担忧。不久，他便全盘接受了所谓的“现实主义”论调（同时也是俄罗斯的论调）：北约东扩迫使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动了一场“防御性战争”。无论普京多少次声称乌克兰是沙皇俄罗斯的历史领土，无论他多少次拒绝认真谈判、吞并多个地区，或俄军造成多少乌克兰平民死亡、城市被毁，萨克斯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最终甚至滑入了阴谋论的泥沼。

“这基本上是一场被制造出来的冲突，我认为它真正始于‘通俄门’，”萨克斯在202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某种幻想被创造出来，好像普京在操纵我们的选举。”在他看来，美国左派、“新保守派”，以及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联手欺骗了美国和欧洲，使其冒着他所称的“觉醒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这个所谓的‘通俄门骗局’，不知怎么地，已经变成了一场新的美俄冷战。”

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如此崇尚事实与逻辑的人，怎么会走到今天这种胡言乱语的地步。要是萨克斯依据这些说法来做投资决策，他早就破产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成功的商人未必对历史和政治了解甚深。但知识上的缺陷，往往会被道德上的缺失所放大。

令人震惊的是，当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在遭受侵略性帝国攻击、为生存而挣扎时，这样的苦难竟然无法在萨克斯那里激起任何共情，反而让他站在施暴者一边。

只要把是非对错的情感剥离开来，乌克兰在他眼里就只是一笔风险过高的赌注。

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萨克斯支持的是罗恩·德桑蒂斯——并不是因为川普已经自我“出局”，而是因为川普“给他的政治对手留下了太多可乘之机”。道德反对转化成了现实考量；当川普横扫共和党竞争对手之后，萨克斯完成全面支持的最后一步就变得轻而易举。

那场筹款活动两周后，川普受邀做客 “All‑In”，在节目中大肆赞美萨克斯住宅的华丽；萨克斯也回以恭维。

当年7月，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为川普发表了一篇长达六分半钟的助选演讲。到8月时，他已经把1月6日降格为一件“很久以前的事”，虽然“确实不太好”，但被民主党炒作成了一场“假政变”。

杰夫·吉西(Jeff Giesea)——同为《斯坦福评论》校友、也是企业家，曾在2016年支持川普、后来又转而反对 MAGA——向我解释了萨克斯及“科技右翼”所作的权衡，语气中带着几分同情。“我想，萨克斯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不管川普有什么缺点，一个亲科技的政策组合，给社会带来的好处，都远胜于一个深陷安全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政府，”他说。

萨克斯已经衡量过川普，并从他身上看到了同类之人。在筹款活动和播客中与这位前总统熟识之后，他汇报了自己的结论：“他的所有本能都是：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削减监管；让税制合理；把全国最聪明的人聚拢起来；达成和平协议；实现增长。”

2024年12月，萨克斯被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的特别顾问，其副手则由安德里森基金的一位风险投资人担任。作为一名“特别政府雇员”，萨克斯可以继续担任其公司 Craft Ventures 的合伙人，同时在政府岗位上一年内最多工作130天。他还继续作为 “All‑In”播客的联合主持人，分析科技趋势、影响市场预期、作出预测——与此同时，他却在塑造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公共政策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由于“特殊政府雇员”仍需遵守普通雇员的大部分利益冲突准则，而当时政府伦理办公室（其负责人在川普第二任期伊始已被解雇）需要两份豁免书，才能允许萨克斯在公私两界同时踩水。这两份豁免书出自白宫法律顾问大卫·沃灵顿（David Warrington）之手，他是一名共和党政治操盘手，曾在特朗普首个任期结束后担任其私人律师。

萨克斯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大西洋月刊》：“萨克斯先生及其执掌的 Craft Ventures 必须避开投资那些受其顾问职责直接影响的公司；此外，所有潜在投资都必须寻求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批准。”

实质上，这些豁免书的核心逻辑是：萨克斯的个人资产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在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领域保留几十项小额投资，对他而言根本不构成利益冲突——因为这些投资仅占其总投资组合的极小比例。然而，豁免书仅给出了百分比数值，且措辞极其晦涩，外界根本无法知晓这些投资的实际价值。

“他们试图通过话术来规避问题，说什么‘噢，这只占他投资组合中相对较小的比例，而且他那么富有，这些投资根本不可能影响到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伦理法律师凯思琳·克拉克(Kathleen Clark)告诉我说。她补充道，这种立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萨克斯的长篇调查报道，发现尽管他进行了大量资产剥离，但仍然持有数百家自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公司的股份，而且关键政策决定使萨克斯及其硅谷同僚从中受益。一大批人，包括安德里森在内，迅速为他辩护。萨克斯将《纽约时报》的文章称为“一场骗局”，并聘请一家专门处理诽谤案的律师事务所写出威胁函，同时辩称自己为无偿进入政府工作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加密货币资产就损失了约2亿美元。

克拉克则主动回避了萨克斯个人是否存在腐败的问题。她对我说：“我建议你尽量少用‘利益冲突’这个词，因为它根本不足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事实的真相是，萨克斯加入的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届政府。在他供职白宫的那一年里，他的科技政策工作几乎每走一步，都会撞上他那位老板（川普）惊人的营私舞弊。曾任《斯坦福评论》同事、至今仍对萨克斯赞赏有加的吉西表示：“在AI政策方面，他是川普政府的一笔资产。但现在，他被困在了一场腐败的跳梁小丑秀(clown show)里。” 这种无孔不入的腐朽，让人几乎无法分辨哪些是公共政策，哪些是私人贪欲。川普政府的腐败程度，甚至需要一套专门的分类法才能描述清楚。

最露骨的层面，是总统从国外接受的各种馈赠：来自瑞士亿万富翁的13万美元金条和一只金制劳力士座钟，随后美国下调了对瑞士的关税；来自卡塔尔王室的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喷气式飞机，改装为空军一号可能还需再花约5亿美元，随后总统又访问了这个被指控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中的首次重要外访）；以及川普家族向寻求权势者出售的“迷因币”。克拉克将这种赤裸裸的贿赂称为“权力型腐败”——其目的在于展示川普可以为所欲为，“相当于在第五大道当街射杀一个人”。

还有一种不那么显眼、但同样严重的腐败形式，是滥用政府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总统向过去和未来的“金主”发放特赦；川普最倚重的两位外交特使——他的地产老友史蒂夫·维特科夫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在涉及俄罗斯和中东、最为敏感的和平谈判期间兜售投资交易；在美国拥有广泛利益的外国政府，对川普家族的加密货币和房地产项目进行重大投资；以及很可能基于对官方内部信息（包括战争相关信息）的内幕获取而进行的股票交易和预测性下注。

刑事层面的反腐败法律依然白纸黑字地写在法典中。但这些令人尴尬的个人卑劣行为之所以既不被调查、也不受惩罚，是因为追究公职人员责任的机制已经被摧毁。一旦举报人得不到保护、监察长被解职、无能却忠诚的人取代中立的公务员、司法部沦为总统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和警察力量、国会放弃任何监督职能，就再没有什么能阻止腐败蔓延到政府的每一个细胞。（当参议员沃伦致信萨克斯，要求其说明担任特别政府雇员期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时，得到的回应是沉默。）

其结果是让公众士气低落，灌输一种无力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腐败以前所未有规模发生的时代，其程度比这个国家历史上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情况都要高出几个数量级，”克拉克说，“但更重要的故事在于，川普是如何通过拆解法治体系，使这种腐败成为可能的。”

最后，还有哈佛法学院的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所称的“制度性腐败”，它甚至可能完全合法：公共信任被扭曲，用于服务私人目的；国家的优先事项被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优先事项所取代。说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萨克斯身上。

当“监管”成为“监守自盗”

在 2025 年的就职演说 中，川普宣布美国正站在一个“黄金时代”的起点。他的政府将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置于这一时代的核心位置。

加密货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其理想是建立一个私有化的金融体系。PayPal 的创始人最初希望打造一种工具，让全球民众都能接入金融体系，包括那些贫穷、腐败、缺乏可靠银行机构的国家。然而在现实中，加密货币的匿名性与高波动性，使其极易被用于犯罪活动和高风险投机。

作为 2024 年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一位曾经的加密货币怀疑者、也是较晚才入局的投资者——通过承诺让联邦政府为该行业效力、把美国打造成“全球加密之都”，赢得了这个行业极为可观的政治支持。重返白宫后，他赦免了已被定罪的加密货币高管，削弱了消费者保护，终止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与川普商业利益相关的加密公司展开的调查，并解散了司法部的加密货币执法小组。

2025 年 5 月，投资者为换取在一场私密加密货币晚宴上接触总统的机会，斥资高达 4 亿美元购买 $TRUMP 迷因币。自 2024 年以来，川普的加密资产财富至少增长了 75 亿美元。

萨克斯的核心工作任务，是推动国会通过一项为加密货币建立监管框架的法案——这是拜登政府一直未能完成的事情，令行业和风投界深感不满。《GENIUS 法案》(Guiding and Establishing National Innovation for U.S. Stablecoins Act)要求所谓的“稳定币”发行方，必须以美元或短期美国国债等资产，对其数字货币进行一比一的支持。

据萨克斯及其他支持者称，该法案将使美元成为数字经济的默认货币，同时为防范欺诈和其他滥用行为设立护栏。批评者则指出，这些护栏远远不够，而且由私营公司在政府背书下发行的加密货币，可能因监管薄弱、执法缺位而削弱整个金融体系。该法律同样未能防止政府官员从加密货币中牟利。

当《GENIUS 法案》于 7 月在两党支持下通过时，硅谷和萨克斯获得了他们在川普身上投资后的第一笔重大回报。

如果说萨克斯在加密货币上的目标，是将其纳入联邦监管体系，从而提升行业对买家的可行性和对投资者的价值，那么他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目标则恰恰相反：让人工智能保持不受监管，并使政府政策与行业意愿保持一致。他的口号变成了：“让私营部门尽情施展拳脚。”(Let the private sector cook.)

任期伊始，川普撤销了拜登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曾要求人工智能实验室向政府提交安全测试结果。尽管有公司发现，遵守该命令一年只需一名员工工作一天，川普仍将其斥为繁重负担。“安全主义”在科技右翼中成了贬义词，几乎和“觉醒式 AI”同样令人不齿——后者是对拜登政府时期试图减少 AI 对公众、尤其是儿童造成伤害的一切努力的统称和指控。

然而，新政府执政初期，其政策呈现出的更多是延续而非断裂。川普不仅保留了拜登政府对向中国等对手出口先进 AI 技术的许可限制，甚至还进一步加以强化。

当埃隆·马斯克——萨克斯的老友、同为“PayPal黑帮”成员——离开其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靠近“沙皇”办公室的岗位，不再继续主导对行政部门的“瘦身行动”时，萨克斯的影响力随之上升。

奥伦·卡斯推特上头像

“只有在马斯克与白宫决裂之后，外界才开始看到对华政策上出现更为缓和的走向，”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创始人奥伦·卡斯(Oren Cass)对我说，“马斯克退场后，萨克斯显然变得更加突出。”

2025 年 4 月，在右翼网红劳拉·卢默(Laura Loomer)警告川普称其“不忠”之后，中国问题鹰派人物、大卫·费斯(David Feith)——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技术与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主任——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清洗中被解职。不久之后，国安会整个技术事务部门被撤销，为萨克斯成为科技政策领域最响亮的声音扫清了道路。他的目标，是让人工智能免于监管，并让私营部门向全世界出售最先进的美国技术——甚至包括中国。

5月13日，川普废除了拜登政府一项即将生效的规定。该规定原本计划按照“信任程度”将各国划分为三类，以限制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并对中国实行完全禁止。（一位前白宫官员称，这是“拜登政府有过的最‘美国优先’的一项规定。”）

就在同一天，总统出访中东，敲定了一项交易——萨克斯曾参与谈判——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 50万枚人工智能芯片。如此惊人的数量令国家安全官员感到不安：其中一些芯片很可能最终会流入他仍然受到严格出口管制的中国；同时，这笔交易也将使阿联酋更容易获得足够的算力，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人工智能能力。

在空军一号飞往阿布扎比之前，空气中已弥漫着腐败的气息。5月初，维特科夫的一个儿子宣布，阿联酋的一家人工智能投资基金将向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投入 20亿美元，所使用的是由“世界自由金融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发行的稳定币——该公司由川普家族和维特科夫家族共同创立。币安的联合创始人赵长鹏因未能遵守反洗钱规定，于2024年在美国服刑四个月后，被川普赦免。

今年1月，《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一起更加露骨的丑闻：在川普就职前几天，一位被称为“间谍酋长”的阿联酋重量级政治人物（几乎在任何场合、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都戴着太阳镜）购入了“世界自由金融公司” 49%的股份。这些交易让阿联酋的芯片买卖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川普）政府的一笔巨额分赃。

没有人可以被容许比总统更腐败，但萨克斯很可能会从阿联酋的善意中受益。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接近 3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由那位“间谍酋长”掌控，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资金池。尽管萨克斯在他促成的这笔芯片交易中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此举可能会让 Craft Ventures 在未来一轮融资中占据有利位置。

指出这一点是否不公？考虑到萨克斯所处的位置，若不指出反而显得天真。在一个贪腐横行的政府中一边担任官员、一边继续作为投资人，同时参与制定可能深刻影响当前和未来交易的政策，这已经把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线模糊到了几乎无法分辨的程度。

“一旦涉及到他本人，很难把他的意识形态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一位长期密切观察萨克斯的国会助理对我说，“或许两者本就是一回事：‘让私营部门尽情施展’，而恰好他正从中获得丰厚回报。”（萨克斯的发言人对《大西洋月刊》表示，未来的投资“不会违反政府伦理规定。合格的人才如果意味着必须永久放弃职业生涯，是不会愿意为政府服务的。”）

（2025年）7月23日，白宫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上发布了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活动由 “All‑In”播客联合主办。川普逐一点名了该节目中的萨克斯“死党们”，他们与副总统万斯及其他政府高层同台亮相。（川普的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否决了最初让 “All‑In”成为唯一主办方的想法，或许是出于某种体面考量。）

“All-In”四大金刚，截图自《华尔街日报》（2025年7月22日）

这份名为《赢得竞赛》(Winning the Race)的 28页计划，呼吁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数据中心，以确保美国实现全球主导地位。该文件由萨克斯联署，但主要作者是迪恩·鲍尔(Dean Ball)——一名技术研究人员，曾在去年担任白宫顾问四个月。

鲍尔对我表示，这份计划并没有在创新与安全之间二选一，也没有对出口管制的调整表态：“它真正说的是，我们应当比目前更加有力地执行现有的芯片出口管制。”

然而，萨克斯此前已经削弱了该计划中的这一关键方面。在计划发布前一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恢复向中国销售英伟达的 H20 芯片——这一销售在4月曾被川普政府禁止，而当时萨克斯尚未成为科技政策领域的主导人物。

人工智能竞赛的博弈

人工智能是美国相较于主要竞争对手拥有显著优势的产业。中国每年所能生产的算力，不到美国的 3%——约 20万枚芯片 对比美国的约1200万枚。除萨克斯之外，几乎无人能够解释，解除对华芯片销售禁令，究竟如何与“赢得全球主导权的竞赛”相契合，或者如何符合一个“美国优先”的政府立场。

“我对‘赢’的定义是：全世界都围绕着美国的技术栈完成整合，”他在“All‑In”播客中说，“如果我们占据 80% 到 90% 的市场份额，那就叫赢。”换言之，就是把先进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卖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以确立美国技术和美国公司的主导地位。

反方观点来自多名前拜登政府官员，以及对川普—萨克斯路线持批评态度的保守派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绝不会允许自己依赖美国技术。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像它在其他行业中所做的那样：窃取美国技术，同时发展本土创新——这正是习近平长期推动的“国产化”战略，也是中国政府一直阻止那些渴求美国芯片的本国 AI 公司、购买接近川普政府允许出售数量的原因。

“支持扩大出口的一方编织了一个故事，说向中国出售更多先进芯片，实际上会让他们对我们的技术栈(tech stack)产生依赖，从而放慢他们的进步，”奥伦·卡斯在谈到川普—萨克斯政策时说，“我觉得这套说法荒谬至极，连十秒钟的推敲都经不起。”卡斯区分了两种视角：一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中美竞争观——“两个彼此不相容的制度，可以共存，却无法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实现融合”；另一种则是商业视角——这是川普一贯的立场，也似乎正在成为萨克斯的立场。

推动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转向商业视角的关键人物是黄仁勋，他一直渴望获得更大的中国市场准入。如今萨克斯已经拥有足够的分量，可以陪同这位全球最富有公司的 CEO 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当黄仁勋来到华盛顿时，这会抬高萨克斯的地位，”那位国会助理说。

我向一位了解相关讨论内幕的前白宫官员询问：萨克斯是否只是通过与黄仁勋、以及一位众所周知对寡头存在软肋的总统坐下来谈一谈，就达成了解除对华芯片销售禁令的目标？[注]

[注]黄仁勋对自己的立场提出过强硬的辩护，请参考：《黄仁勋谈竞争策略，销售中国，以及英伟达供应链护城河》。至于“全世界都围绕着美国的技术栈完成整合”这个策略是否在技术层面可以致胜，作者在本文其实并没有触及，这方面也不是他的专长。

“是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这位前官员说。至于萨克斯的动机，“并不存在一个理性的解释。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是在为英伟达行方便；否则，就是他真的相信英伟达的那套说辞——而那套说辞，没人买账。”（萨克斯的律师在 11 月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写道，萨克斯所倡导的政策惠及“所有美国芯片公司”，并称“萨克斯先生是通过咨询、研读该领域数百位专家的意见，独立形成其芯片政策立场的。”）

即便萨克斯完全是出于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真诚信念，他的投资组合公司如今也可能在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中，获得对全球最炙手可热计算芯片的特权性准入。那位前白宫官员说：“这正是为什么，为美国政府监管人工智能的人，不应该同时经营一家在整个科技行业都有投资的风投公司，他当然会挑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本人有利的赢家。”

12月，黄仁勋 又取得了一场更为重大的胜利：白宫允许英伟达开始向中国销售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之一——H200。这一决定让国会山上的一些保守派共和党人无法接受。来自印第安纳州、与 MAGA 阵营结盟的参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此前已经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名为“GAIN AI”（The Guaranteeing Access and Innovation for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N AI) Act of 2025），要求英伟达在其有限的 AI 芯片供应中，必须优先满足美国客户（如初创企业和大学），而非中国公司。

萨克斯一心要防止政府限制科技产业的商业潜力，因而开始大力游说，希望将“GAIN AI”排除在年度国防拨款法案之外。他试图说服共和党参议员在参议院版本中删除该条款，但未能成功；然而，当白宫表态反对时，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在 12 月最终表决前将“GAIN AI”扼杀。“最终发生的事情是：黄仁勋和总统谈了这件事，堤坝被冲破，萨克斯如愿以偿，”那位国会助理对我说。

在另一项努力上，萨克斯的成功则要少得多。政府曾试图推动国会通过一项为期十年的州级 AI 监管暂停令。该措施在 7 月于参议院以 99 比 1 的悬殊比分遭否决。但其不受欢迎并未阻止萨克斯卷土重来，12 月，川普签署了一项由萨克斯撰写的行政命令，禁止各州通过任何监管人工智能的法律。到那时，州立法机构已经提出了数百项相关法案——主要集中在加州和纽约等蓝州，但佛罗里达、犹他和得州也不例外——其中已有数十项被正式通过。

萨克斯为了科技公司的利益而在国会采取的强硬干预手段，让特朗普的一些 MAGA 盟友感到如鲠在喉。事实证明，无论党派立场如何，美国人都普遍关心这些问题：阻止色情信息的传播、保护儿童免受有害聊天机器人的侵害、维护个人隐私、防范生物恐怖主义等灾难性威胁，以及防止大规模失业。

民意调查始终显示，大多数人担心 AI 带来的危害将大于益处。作为全球 AI 领军国家的公民，美国人对这项技术的看法反而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负面。

在去年 12 月参加“All-In”播客节目时，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委婉地向萨克斯及其共同主持人指出，美国人已经感到了无力感——“而突然之间，你们拥有了一种技术，承诺会将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人手中，所以他们对此非常敏感。”

奥伦·卡斯对我说：“科技右翼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于，他们简直就是——那个词怎么说？‘老练’的反义词是什么？”我提议用“笨拙”。“没错，他们在政治上极其笨拙，对美国选民的现实需求、政治运作的方式以及成功所需的要素，根本没有感觉。”

MAGA运动民粹派领袖史蒂夫·班农最近也对我直言，萨克斯代表硅谷所做的那些努力正让他自食其果。班农说：“萨克斯简直是民粹主义反抗寡头斗争中‘天赐的礼物’。他那独一份的自大与无能，单枪匹马地给那些‘人工智能至上主义者’送上了一场羞辱性的惨败。”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能力大约每四个月就翻一番。它已经在改变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有潜力彻底重塑医学、战争等领域。其发明者一边投入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来研发这项技术，一边又发出严厉的警告，提醒其危险性：它可能会杀死我们，但我们仍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把它做得尽可能强大。

萨克斯则驳回或淡化了这些潜在危害。他在公开言论中声称，人工智能不像社交媒体那样具有成瘾性；生产率的提升将远远弥补失去的工作岗位；由聊天机器人导致的青少年自杀数量很少。因为中国不在乎版权保护、有偿新闻以及出口许可限制之类的问题，我们也承担不起在这些方面自我约束的代价。

他指责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属于“有效利他主义者”的邪教（cult of effective altruists）——也就是所谓的“末日论者”，他们由少数反对人工智能的大型科技亿万富翁资助，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兜售谎言，意在引入对这项技术的全球性管控。

其中一位“末日论者”、合著了《如果有人把它造出来，所有人都会死》一书的内特·索亚雷斯（Nate Soares）对我说：“实验室负责人说这东西极其危险，员工们说它极其危险，那些几十年前就开发人工智能的杰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说它极其危险。唯一说‘别担心’的人，是风险投资家。他们会从中获利，但又离技术太远，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它。”

与安德里森不同，萨克斯并不把监管人工智能等同于大规模屠杀。但对于每一个担忧，他给出的答案都如出一辙：人工智能正在到来，就像潮水一样。如果美国赢不了这场竞赛，中国就会赢。

萨克斯变成了他一向鄙视的那种人

一旦进入政府任职，萨克斯便学会了采用上司的语言，为不可辩护之事辩护。他嘲讽“假新闻”，把气候变化称为“骗局”，把对 1 月 6 日事件的起诉称作“以法律为武器”，把有关白宫腐败的说法斥为“无稽之谈”，并把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两名抗议者的事件，归因于意在阻止总统驱逐“犯罪非法移民”的“安提法式行动”。

他赞同川普夺取格陵兰的想法，还预测他归咎于“整个新保守派建制”的伊朗战争可能会短促而果断，因为市场希望尽快结束，而川普的政治直觉“无懈可击”。

然而，对于他曾经义愤填膺、如今却来自川普政府的那些威胁——审查、司法政治化、国家监控以及垄断权力——他却只字未提。

萨克斯变成了他一向鄙视的那种人：政治人物。

3 月，他离开了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的职位，理由是已完成 130 天的任期，并全职回归 Craft Ventures。12 月，他从旧金山搬到奥斯汀，恰好赶在一项可能于今年 11 月提交加州选民表决的亿万富翁税之前。

硅谷仍将拥有一条通往白宫的重要渠道。萨克斯卸任时，被任命为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成员包括安德里森、扎克伯格、黄仁勋、谢尔盖·布林、拉里·埃里森、迈克尔·戴尔、一位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联合创始人、一位半导体制造商的 CEO，以及一位与萨克斯共同主持“All‑In”的亿万富翁投资者。（15 名成员中仅有一位学术科学家。）

这套人马简直是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荒诞模仿，它标志着美利坚的国家利益与最富有的公民利益最终合流——科技霸权已与国家权力深度捆绑。在华盛顿，私人利益集团正借公权之火，烹调自己的贪婪盛宴。

在白宫的一年里，萨克斯实现了两个核心目标：为加密货币盖上政府认可的印章，以及让政府对人工智能放手不管。

他还是一个与 MAGA 阵营结盟的乔治城私密俱乐部“行政分支”（the Executive Branch）的创始成员之一，入会费 50 万美元；同时还促成了一个人工智能行业游说组织——“创新委员会”（Innovation Council）的成立，该组织计划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至少投入 1 亿美元，支持川普政府的科技政策。

然而，萨克斯虽然赢得了政策层面的战斗，却可能输掉了整场战争。正如吴修铭所言，这种“科技政策从民粹主义向腐败的转向”，已经让 MAGA 联盟中的重要力量与川普及其富豪金主们离心离德。

史蒂夫·班农表示，他和他的反“大科技”盟友们正致力于将“创新委员会”打造成“道德层面的 AIPAC（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即“谁拿那笔钱，谁就在政治上自寻死路”。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左右翼联盟可能会联手对抗科技寡头。参议员沃伦在向我列举萨克斯在加密货币和 AI 领域的政策“战果”时说道：“唐纳德·川普及其政府正利用总统职权，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亿万富翁朋友们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极其强大的 AI 系统威胁着要取代工作岗位并重塑我们的经济——如果让萨克斯得逞，我们将不得不在未来的岁月里承受这些后果。”

人工智能极有可能成为2028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议题。萨克斯已经将川普拉拢进了“硅谷圣徒”的阵营，推销着一个几乎没人真正想去生活的世界：在那里，国家沦为工业的侍女，财富流向那群深陷营私舞弊的圈内精英，而普通大众则发现，他们正失去最后的一点权力——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

时不时地，“All-In”的几位主持人也会想起，在美国，惊人的财富正源源不断地向顶层汇聚，而底层则是怨声载道、暗流涌动。这时，他们中某个人会突然听起来正经八百，甚至带着几分悔意，呼吁大家去“弥补这种不平等的鸿沟”，终结“对财富的招摇炫耀”，效仿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那样去造福公众，甚至可能支持征收财富税，以避开那场迫在眉睫的阶级战争。

但萨克斯对此完全不屑一顾。唯有他，始终坚定地奉行利己主义原则。他依然坚信：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注：作者套用了经典电影《爱情故事》里的名言：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其实，这是个谬论，无论是爱情还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