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他们过去常常抱怨中国存在过多技术转移。但在过去一年左右，外国企业和政界人士开始担心情况正好相反：技术转移太少了。

他们不再那么担心西方技术流入中国，反而担心中国现在过于擅长阻止自身最先进的技术流向外国。

一位中国前贸易官员对这种转变表示理解，而非嘲讽。他说：“这有点虚伪，但可以理解。”

人们或许会忍不住把这件事看成一出道德剧，好像中国之外的国家终于自食其果。但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即中国是否能够围绕其世界领先的技术筑起护城河，这些技术涵盖电动车到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

经济学人更倾向于另一种判断，即知识仍会像往常一样，从拥有者流向需求者。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反向技术转移”将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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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这种机制很简单。各国可以向中国企业提供市场准入，条件是这些企业在当地建立生产。实际上，这一切并非自动发生，而且充满不确定性。欧盟目前走在前列，最近提出采购规则，要求诸如电池储能系统等产品必须在欧洲本地制造。希望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必须在当地投资建厂。

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了机会。从巴西到越南，各国政府正在向中国电动车企业敞开大门，并鼓励使用本地供应。不过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一位外交官坦率地说：“我们讨论技术转移也就是过去一年，现在仍不清楚具体会如何运作。”

一个障碍来自中国自身。

过去五年，中国建立了类似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表面目标是保护国家安全，但许多限制实际上是为了巩固国内产业。例如，去年商务部表示，企业在出口电动车电池相关技术前必须获得许可。

一位西方贸易官员认为，中国几乎不可能放出真正有价值的技术。中国方面已经对“欧洲制造”立法表示愤怒，认为这是削弱中国工业的手段。人工智能创业公司Manus的事件也凸显了中国领导层的警惕。

这家公司在中国成立，去年将注册地迁至新加坡，从而促成出售给Meta（Facebook母公司）。中国监管机构如今试图撤销这笔交易，并禁止两位联合创始人离境。

不过，中国吸引外国技术的经验，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坚持至关重要。中国用了近三十年完善一套方法：吸引外资的激励措施、本地合资要求、本地化规则、与外国大学合作，以及知识产权盗用等。

一项关键需求是更加关注中国的科研成果，其中大量研究在商业化前阶段会发表在学术期刊中。长期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Tai Ming Cheung表示：“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重视、现在必须重视的事情。”

此外，将技术转移理解为某种具体技术（例如光伏电池蓝图）是错误的。真正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包括劳动力培训——这是印度正在逐步吸取的经验。

苹果的投资帮助建立了中国供应链，如今其四分之一的iPhone在印度生产。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里斯·米勒和维什努·韦努戈帕兰的分析，即便大多数零部件来自中国，其中许多是在由外资企业拥有的中国工厂生产。这意味着中国供应链最终可能比目前看起来更具流动性。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必须采取不同于中国的路径。与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战略不同，需要依靠企业自身。汽车行业已提供初步迹象。几乎所有全球汽车制造商——如通用汽车、现代和大众，都在中国开发电动车，从本地企业学习。

许多想法也通过研发合作逐渐外溢。一位与外国车企合作的中国高管表示：“最大的公司接触不到，但可以合作的供应商有成千上万。”

中国的技术管制也可能产生相反效果。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年轻创新者来说，对Manus的打压具有震慑作用。如果他们无法向外国出售，就无法实现技术的全部价值，这反而会促使他们更早将想法带到海外。

中国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也推动这一趋势。这位汽车高管表示，许多本地供应商利润微薄，这使与外国合作更具吸引力。

尽管中国制造能力强大，但并非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仍需要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围绕技术转移的争论带有谈判意味。正如那位前贸易官员所说，如果不能输出自身技术，中国无法充分受益于其创新能力。关键在于向他国索取代价，包括获得对方的最新技术。

目前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占优的策略，尤其是在美国官员决心阻止中国获得最先进芯片的背景下。但这确实指向一种可能、甚至很可能出现的未来：技术将在中国与外部之间双向流动。

这种局面可能让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感到不安，但他们将难以阻止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