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我，许可》是一部喜剧剧情片，讲述了一位性格强硬、不想生孩子的女教师，以及她逐渐变得更加开明的母亲的故事。电影在4月登上中国票房榜首，因大胆探讨婚内强奸、女性使用性玩具等常被视为禁忌的话题而受到关注。

但审查机构认为有一个话题越界了。

影片中有一幕，母亲对丈夫表示想要分开时，她的口型与配音明显不一致。观众通过读唇语发现被删掉的台词是：“在性方面和情感上，你从未让我感到满足。我想离婚。”

随着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政府希望维持婚姻关系。2003年，政府取消了离婚需由雇主出具证明的规定，这导致离婚数量激增。于是2021年引入了30天“冷静期”，离婚才能正式生效。

离婚数量一度下降，但随后又回升。2025年，协议离婚数量达到五年来最高，登记数量超过270万，比2021年增长28%。法院案件数据尚未公布，但女性明显占主导地位，约70%的原告是女性。

考虑到种种障碍，这一增长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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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需证明“感情破裂”。若夫妻选择通过法院裁决，这一点往往难以证明。上海一名律师表示，除非有警方报告和医疗证明支持，否则展示虐待的照片通常不会被采纳为证据。

2023年，首次庭审中仅有29%的案件判决离婚。香港大学的何欣认为，这与政府推动生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意愿有关。似乎当局认为维持痛苦的婚姻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即便法院同意离婚，通常也需要约18个月时间。

对一些女性来说，财产分割方式也是离婚的阻力。

自2011年以来，婚姻财产通常按结婚时各自投入的资产归还。这意味着男性——其父母通常出资购买住房或首付，往往能保留家庭住房。

美国耶鲁大学的臧艾玛指出，去年对婚姻法的修订，也使女性更难因无偿家务劳动获得补偿。

尽管如此，女性在提出离婚方面变得更加自信。

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家庭在女儿身上投入更多资源。如今，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尽管很少有人自称“女权主义者”——当局对这个词持反感态度，但她们在关系中要求更高的平等。

在上海一间现代化办公室里，家庭律师桂芳芳（音）回忆说，过去女性提出离婚的理由通常涉及丈夫的严重行为，如家庭暴力、出轨或赌博。如今，她们更多提及“婚姻质量”和价值观差异。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也更有能力考虑离婚，因为她们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博客上分享经历。29岁的Yolanda Yu来自东部城市合肥。她描述说，丈夫醉酒后对她施暴，而保守的父母劝她不要离婚。她坚持下来，从家教转行做电商，将收入翻倍，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但丈夫并未改变。她认为这在男性中很常见：“他们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认为女性应该为他们服务。”

她在8月拿到离婚证，随后学会开车并买了一辆车，“我想掌握方向盘”。

她对这个比喻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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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仅质疑自己的婚姻，也越来越多地回避婚姻制度本身。2024年结婚人数降至1980年以来最低。去年出现11%的回升，但这可能是因为农历闰月形成“双春年”被认为适合结婚，以及新政策允许异地登记结婚。

上海大学的计迎春表示，政府“进入容易、退出严格”的婚姻政策不太可能提升结婚数量。

“在实现更大性别平等之前，一些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重新考虑婚姻，”她说。

女性态度的变化也反映在影视作品、流媒体平台，甚至曾由男性主导的脱口秀中。尽管对“离婚”一词仍有顾虑，审查机构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放宽。

近年来，一档讲述濒临离婚的明星夫妻的热门电视节目引发全国讨论。离婚的中年女性，例如被称为“房主任”的喜剧演员，以及将自己生活拍成电影的公路旅行直播者苏敏，都因离开不幸福的家庭而受到关注。

要让婚姻更具吸引力并更持久，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开始和可能的结束，还需思考如何在婚姻中促进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