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吉莉安·泰特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编委会成员。她每周五撰写专栏文章，内容涵盖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等诸多议题。她同时也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长。

伊朗战争是否正促使一些非美国政府抛售美元债务？

这一问题最近不断浮现。美国国债拍卖表现疲弱，而自战争开始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近50个基点（价格下跌），尽管目前有所回落。

《金融时报》披露，根据美联储托管数据，自战争开始以来，非美国央行已出售价值82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2.7万亿美元，为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

当然，从整体来看，820亿美元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额。而且这些托管数据与更常被引用的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略有出入。

此外，央行抛售更可能反映的是在动荡时期积累防御性储备的需要，而非反美情绪。例如，波兰央行也因类似原因出售黄金。

不过，这一消息出现的背景是：有报道称伊朗要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以人民币或加密货币支付，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发布嘲讽美元霸权的漫画。

因此，央行抛售引发关注并不令人意外。在紧张时期，美联储托管数据具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

但这里存在某种讽刺意味。虽然央行备受关注，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非美国参与者。如果伊朗战争持续，对市场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对冲基金，尤其是设在开曼群岛的基金。

纽约联储的一项研究解释了原因。研究指出，自2018年以来，高杠杆对冲基金大幅增加持有美国国债。

这主要源于所谓的“基差交易”（利用期货与现货价格差获利）的流行。同时，国际清算银行表示，对冲基金进行的“掉期”交易（在国债与其他证券之间进行）也在近期激增。

因此，到2025年底，对冲基金持有的美国国债多头头寸达到2.4万亿美元，空头头寸为1.6万亿美元，是三年前的近三倍。这与其他非美国投资者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政府已大幅放缓购买美债，目前外国投资者持有比例已从2008年的46%下降至不到30%。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跨境对冲基金资金流的透明度极低。官方数据表明规模不大，但美联储经济学家认为，实际规模被低估了高达1.4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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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联储经济学家认为：“开曼群岛事实上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持有量明显超过中国、日本和英国。”

他们还指出，在2022年至2024年间，对冲基金吸收了37%的新增国债发行量，“几乎相当于所有其他外国投资者的总和”。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美国国债。日本央行最近也披露，对冲基金购买日本国债的规模激增，但这一情况几乎未引起关注。

这是否是坏事？

一些对冲基金人士，如城堡投资的肯·格里芬认为并非如此。尽管这一观点带有自身利益色彩，但也有一定道理。例如，对冲基金对美债的需求，曾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时缓冲了市场冲击，并在大型银行减少做市活动时提供了流动性。

而且，这些交易主要基于金融计算，而非政治偏好。

但风险也正源于此：如果经济或金融基本面发生变化，例如利率上升，使这些交易不再有利可图，大量基金可能同时撤离，从而引发金融稳定风险。

类似情况曾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初期发生，也在2025年4月所谓“解放日”关税期间出现。

这种情况是否会因伊朗战争再次发生？

人们希望不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致力于维持市场稳定，并通过多种手段迄今取得了显著效果。

虽然在战争初期，一些拥挤的对冲基金交易已被“挤出”，但目前并未进一步恶化。同时，保险公司等长期资金也没有明显撤离迹象。

但如果战争持续，引发通胀风险，甚至带来更多地缘政治冲击，这种相对稳定是否还能维持，仍是未知数。

可以确定的是，贝森特明年需要为约33%的美国债务进行再融资，相当于发行10万亿美元的国债。

因此，关注伊朗局势的投资者，也应关注开曼群岛，并祈祷贝森特的“魔术”能够继续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