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贾南·加内什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副主编，每两周发表一篇专栏文章。他为《金融时报》撰写国际政治评论，为《金融时报周末版》撰写文化评论。此前，他曾担任《经济学人》的政治记者五年。

谁是反特朗普的人？谁是他的“人格对立面”？

曾调查过美国总统的罗伯特·穆勒，这方面有很强的资格。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报酬不高的公共服务，参军加入海军陆战队，原因之一是因为一位朋友在部队中牺牲。

在上个月他去世后的讣告中，“正直”一词反复出现。而特朗普的反应却是：“很好，我很高兴他死了。”

这或许不仅仅是个人敌意，也可能是对像穆勒这样的人所持价值观感到非常的困惑。

特朗普不理解那些有信念的人。认识到他的这一盲点，在海外的困境就更容易解释了。

如果伊朗的抵抗比他预期更强，那是因为这个神权确实信奉某些理念。伊斯兰革命的延续是其一，国家尊严是其二，尤其对政权中不那么宗教化的人而言。

还有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你不必认同这些信念，也能承认在德黑兰具有动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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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难以完成这样的想象：把自己代入一个狂热者的思维。对这位商人而言，伊朗的口号（“我们血管里的血献给领袖”）听起来像谈判开场的虚张声势，就像为一项困境资产开出一个离谱的高价。

他难以相信伊朗是认真的，甚至难以相信任何人是认真的。

再看他第二任期的另一项外交失败。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无法把一项快速解决方案强加给乌克兰冲突双方。而这对几乎所有其他人来说都不难理解。乌克兰人相信自身的民族独立。普京同样执着于一个包含乌克兰的“大俄罗斯”理念。

因此，这场冲突虽然可怕，却并不奇怪或异常，除非是在一个不相信别人有信念的人看来。

特朗普对那些在服役中被俘或受伤的美国人也曾表现出轻慢。他又如何理解那些愿意为之牺牲的外国人？

有一种玩世不恭到了极点，反而变得天真。如果特朗普不相信人们常常出于信念行动，不相信人的行为可以有道德或意识形态根源，那么他并不“看透了世界”，也不“立场坚定”。他只是对世界有一幅错误的图景。

因此，如我们所见，他对世界事务缺乏把握。

他的同僚也坦言他面对他人顽固信念时的困惑。根据他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的说法，特朗普觉得伊朗在美国在地区集结兵力后没有立即投降“很奇怪”。

如此强大的火力本应迫使伊朗政权让步，“但却很难把他们带到那个位置。”

真是天真。

再看万斯对自己老板思维方式的描述：“与其让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残杀，为什么不进行一些贸易往来？”

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会让民族情感阻碍双赢的经济？考虑到万斯对特朗普的各种夸大赞扬，没有什么比他的话更能说明特朗普的问题。

当然，他的玩世不恭有时也能撞对。一年前他对欧洲提高关税时，欧洲基本上选择了让步。在国内，共和党由一些曾经自尊的政客组成，他们为了高位或安稳生活而向他低头。

鉴于特朗普多次看到人们在压力下放弃原则，他对人性的低评价——认为人人都可以被谈判，并非毫无依据。

他确实经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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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错时，后果却会改变世界。中国对他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一年之后，中国看起来更理性，尽管未必更具吸引力。

乌克兰没有接受他带有偏见的和平方案，并继续作战。

而最能击碎特朗普世界观的例子是伊朗。这个政权不仅有军事能力，还有维持战斗的意识形态信念。

如果特朗普身边有真正有信念的人，他或许至少能间接理解一些外国政府的思维。但他身边却是万斯这样的人，一位在方便时转向强硬右翼的前温和派。卢比奥也是类似的转变者。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则是纯粹的商业型人物。斯蒂芬·米勒是少见的狂热者，但没有内阁职位。

而这个“政府”（如果一个不断膨胀的利益共同体还能称为政府的话），建立在一个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对外战争立场的“MAGA”基础之上。

这里的主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已经因过度使用而失去意义，而是近乎彻底的空洞。当然，一个由投机者和玩世不恭者组成的政府并非最糟糕的情况（试试由狂热分子组成的政府）。但这样的政府无法理解，也无法应对一个由真诚信念者构成的世界，无论这些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主义者，还是伊朗的宗教人士。

归根结底，特朗普可以被称为一种右翼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物质利益驱动人类行为，认为理想不过是掩饰基本动机的外衣。很难想象还有谁比他更不适合在战争中面对一个革命型国家。

过去一个月的教训虽然明显，但对一个只具有商业思维的特朗普来说，或许仍然难以接受：并不是每个人都标有可以出售的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