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方面仍然挺神秘。但有一个方面对任何在大型公司工作过的人来说却显得格外熟悉：设定目标，而这些目标在理论上决定谁能获得晋升。

就像企业一样，这些指标本身，以及如何评估完成情况，往往模糊不清且容易被操纵。但没有人怀疑这一整套机制的重要性。

这在当下的中国尤为重要，因为中共刚刚启动了一项为期近六个月的行动，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商业语言来说，这就像高层在重新设定基层员工的绩效指标，并确保所有人步调一致。

尽管外界常说习近平在不断集中权力，但真正关键的工具，其实是这一基础机制——设定优先事项并控制晋升体系。这正是他重塑从基层到中央各级官员工作方式的核心杠杆。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一努力正在奏效，甚至可能过头。

习近平长期以来都认识到官员考核指标的重要性。2013年，也就是他上任后的第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有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力资源机构），降低了对经济增长的传统重视。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价干部的主要指标，这种机制曾鼓励了浪费性支出和严重污染。

此后，中共多次重申这一要求。最近启动的行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要求官员推动“高质量发展”，并避免偏离正确的政绩观。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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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较为悲观的看法是，反复强调“正确观念”，说明许多官员仍然执着于过时的GDP崇拜。但这与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并不完全一致。在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时，由于各地相互竞争，全国经济增长往往超出目标。而如今，中国基本上每年都刚好完成增长目标，而不会明显超额完成。

这反映出新的现实：官员不愿在经济上“过度完成任务”，以免显得过于激进。一位参与制定经济规划的顾问曾表示，许多干部对2025年下半年经济相对疲软感到满意，因为这会让2026年实现增长目标更加容易；绩效是按年度对比计算的。

另一种更乐观的解读是，“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环境目标与经济同等重要。

但这种变化被夸大了。尽管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环保目标对官员的约束力仍远不及过去的增长指标。在刚完成的五年规划中，中国原计划将单位GDP碳排放降低18%，最终只实现了约12%的降幅，但没有迹象显示因此影响官员仕途。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冉冉所说，地方干部已经学会通过调整统计方法来达成环保指标，即便全国整体未完成目标。

如果既不是经济也不是环境，那么官员应该关注什么？许多干部感到困惑。《人民日报》最近为此提供了一份“指南”，引用了习近平讲话中的四个口号：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科学决策、敢于担当，并连续四天在头版通过案例加以说明，这些案例都来自习近平的经历，例如上世纪90年代整顿福州官僚体系，以及2000年代开放浙江湖畔公园等。

这些内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要将这些口号转化为明确的考核标准并不容易。

从更深层看，这正是目的所在。这种模糊性使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习近平个人的印记。追求经济增长或减排在技术上是相对客观、可量化的目标，而现在的核心要求则是与习近平的整体理念保持一致，即便这些理念本身并不精确、范围太广。

一位前官员表示：“你必须更加关注他说了什么。”

他还指出，组织部门会审查干部的言行是否与习近平保持一致。有人担心，模糊的考核标准可能使官员无所适从，但事实上，一旦方向明确，他们会迅速跟随。

官员们会努力以他们认为符合上级期待的方式行事。年轻干部争取到贫困地区任职，以表现出与习近平相似的扶贫热情；他们在公开场合佩戴党徽，避免穿着浮夸。有些人表现得极为勤奋，即便没有太多实际工作，也会周末加班或加点工作。

同时，他们不断学习习近平的言行。

习已经让中国干部摆脱了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如今，对他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