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吉莉安·泰特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编委会成员。她每周五撰写专栏文章，内容涵盖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等诸多议题。她同时也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长。

25年前，常驻东京的爱尔兰作家埃蒙·芬格尔顿写了一本颇具争议的著作《为硬产业辩护》。他在书中指出，西方政府和投资者过于执着于科技、法律等无形服务，这是错误的，制造业同样重要。

在当时，这种观点相当反主流。但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这一论点赢得了更多认同。

而如今，这一理念再次展现出出人意料的力量。随着伊朗冲突持续推进，有两个教训变得清晰，即使在战争迷雾和特朗普相互矛盾的表态之中也是如此。

第一，过去几十年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不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有助于和平。

相反，各国正在利用脆弱性和依赖关系作为武器，也就是作家爱德华·菲什曼所说的“卡脖子点”。

中国在稀土方面这样做，美国在美元金融体系中这样做。而现在，伊朗也在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这个海峡承担着全球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和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运输，自然会带来严重冲击。

第二个教训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硬产业”重新变得重要的时代。近年来，受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大型科技公司股价飙升。但伊朗战争表明，如果缺乏工业体系，一个国家会变得非常脆弱，无论这些产业看起来多么传统。

“旧经济正在反击，”美国私募资本公司凯雷的分析师杰夫·库里最近表示，“分子是无法被打印出来的”，即便有人工智能也不行。

伊朗显然理解这一点。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甚至借用了凯雷的这一说法来嘲讽特朗普。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看看他们是否能把那些空话变成加油站里的‘真实燃料’，或者干脆打印出天然气分子！”

日本和韩国一直重视工业，中国也是如此。中国通过财政补贴和教育体系建设了庞大的工业基础，每年培养约140万名工程专业学生。许多中国政治人物也拥有科学或工程背景。

相比之下，西方情况不同。在过去几十年中，投资者有时会偏好“旧经济”或重资产行业，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当时投资者转向能源公司，而非可口可乐或早期科技企业（如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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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多数时间里，社会对“硬产业”存在一种隐性甚至显性的偏见。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增长将由服务业驱动，尤其是在英国等国家，约五分之四的人口从事服务业。

英语国家最优秀的毕业生通常激烈竞争进入金融、咨询和科技行业。美国每年只培养约14.1万名工程师。国会议员中约一半拥有法律背景，而工程师和科学家相对较少。

像彼得·纳瓦罗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过去常因批评西方将廉价制造业外包给中国而成为嘲笑对象。制造业被视为过时，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也被认为不合时宜。

但如今，文化风向正在转变。纳瓦罗已成为特朗普的重要顾问，而特朗普同样高度重视制造业。同时，西方毕业生开始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量服务业岗位。

而伊朗战争进一步让政治人物意识到工业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中，所谓的“光环交易”（重资产、低淘汰风险、需要大量实体资本支出的企业）正在大幅上涨。

高盛指出，自2025年以来，资本密集型股票的回报率比轻资产企业高出35%。“实体资产型企业表现显著更好，而软件等轻资产模式表现落后。”

不过，库里也指出一个重要前提：如今的人工智能产业，离不开重资本投入的实体产业支持，例如数据中心。这意味着“硬产业”与服务业正在融合，这一点在芬格尔顿1999年写书时还不明显。

即便是最看好人工智能的人，也明白“分子同样重要”。

因此，现在摆在西方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对“硬产业”的文化态度是否会发生转变？顶尖学生是否会开始争夺制造业岗位？工业工程的地位是否会超过银行业？

目前来看，这仍难以想象。但如果全球冲突持续，一切都有可能。分子以及工程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