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从普遍贫困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难题来了：如何把这些财富传给下一代。
对中国来说，这带来了一个新的、但被严重低估的风险。如果按照当前趋势发展，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代际财富转移将扩大不平等、巩固特权，并滋生怨气。
政府一心强调“共同富裕”，却对这一后果表现出惊人的漠然。
1978 年，在中国经济起飞前夕，普通家庭的平均资产按今天的价值计算仅约 1500 美元。如今，这个数字已达到约 17 万美元，实际增长了约一百倍。
可惜成果分配并不均衡。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如今拥有全国近 70% 的私人财富，这一比例大致与美国相当，并高于多数发达经济体。
而且最富有的 10% 人口和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正在迅速老龄化，他们的继承人即将获得巨额财富。
为海外华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分析，更多即时更新可在蓝天、电报、x查找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直接搜索caus.com
在富裕国家，越来越多的世袭财富正在形成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更倾向于寻找税收漏洞，而不是努力奋斗或创新。中国将面临这些问题，而且情况可能更复杂。
首先，中国的“继承财富社会”出现得非常晚。直到 1990 年代中国允许居民拥有住房，人们才开始大量积累资产。与此同时商业繁荣兴起，创造了数百万百万富翁和数百名亿万富翁。在资产至少 50 亿元人民币的人中，2016 年有 23% 年龄超过 60 岁，如今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49%。
另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是人口结构。
虽然一些超级富裕家庭违反过独生子女政策，但多数城市居民都遵守了这一政策。因此两个父母的资产往往将传给唯一的继承人。新的俱乐部和婚介机构也随之出现，帮助最富有家庭之间联姻，从而进一步放大继承优势。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工资差距略有缩小，但财富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突然的转变。过去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一种更悲观的现实：真正重要的是出生环境。
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几乎伤害了所有中产阶级家庭，因为住房是他们最大的资产。超级富豪由于资产更分散，状况反而更好。
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社会出现新的裂痕。多年来中国人普遍非常乐观，即使最贫困的人面对巨大困难，也相信生活总体是公平的。最近的调查显示悲观情绪明显上升。考虑到中国舆论监测本身就困难，这些调查甚至可能低估了这一趋势。
政府的一个担忧是社会不稳定，虽然政府拥有压制动荡的手段。另一个担忧是年轻人可能退出激烈竞争，或者依赖继承财富生活。青年失业率超过 16%，一些人开始质疑无休止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让中国的生活压力极大。
随着大规模财富继承的到来，推动中国崛起的进取精神可能逐渐减弱。持续的不平等还会加剧经济失衡：富人消费倾向低于穷人，这也是中国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尽管习近平不断强调更加平等，但政府在继承财富问题上的思考明显滞后。听起来或许奇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反对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它在道德上反对福利式转移，担心这会让人变懒。
政府更倾向依靠强劲经济增长，让收益更加平均地分配。但如果忽视已经积累的财富，不平等只会被进一步固化。
解决办法其实不需要激进。中国应该重点对资本征税，因为这是当前财政体系中的明显漏洞。中国既没有遗产税，也没有持续性的房产税，资本利得税也存在大量豁免。
所得税制度同样复杂而低效。与此同时消费税在下降，结果是过去十年中国总税收收入（不含社保缴费）从 GDP 的 18% 降至 13%，大约只有同类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
一些观察者担心习近平正在把中国带回马克思主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也许是无意中，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局部意义上的“避税天堂”。
自 1990 年代初以来，中国多次表示考虑引入遗产税，但一直没有实施。房产税推进也极其缓慢。为什么拖延？一些官员担心税收会拖累经济增长，也担心富人会把财富转移到海外。
但这两个理由并不充分。如果不平等继续上升，同样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且中国拥有严格资本管制，完全可以阻止财富外流。
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担心政治后果。对财富征税意味着必须申报资产。这也是房产税难以推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许多腐败官员拥有多套住房。如果迫使政治精英公开资产，可能暴露普遍存在的腐败，还可能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引发提前抛售。
除此之外，政府还需要向公众解释更高税收的合理性，特别是那些最可能受损的富人。习近平在税收问题上的迟疑提醒人们，即使权力巨大，他仍然不愿轻易引发反对浪。
中国领导人有时被称赞为技术官僚式的精英，但他们在纠正明显错误时往往行动迟缓。他们曾经迟迟不愿结束独生子女政策，也迟迟没有刺破房地产泡沫，还迟迟没有放弃清零政策。
如今他们再次面对一个发展缓慢但非常清晰的问题：巨额财富的代际转移。危险在于，也许再过一二十年他们才会意识到，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永久性的富裕精英阶层，而社会大多数人则充满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