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迈克尔·坎宁安是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

美国希望中华民国增加国防支出。台北同样如此。但围绕赖清德去年11月提出的400亿美元特别预算，立法院的争执表明，国防开支增长的速度存在现实限制。

主流叙事往往简单地把僵局归咎于“亲中国”的反对派，认为他们反对增加国防支出。这种说法不仅不准确，也不利于台湾以及美台关系。

中华民国难以满足华盛顿对国防支出的要求，与其说是政治意愿不足，不如说是经济现实所限。如果目标是真正帮助台湾，西方评论员和政治人物应停止围绕总体支出目标指责台湾，而应在既有约束条件下与台湾合作，这些限制并不会凭空消失。

当然，中华民国各政党都曾利用国防预算谋取党派利益。但与流行说法相反，所有主流政党都支持增加国防支出。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以及较小的台湾民众党都提出了赖清德特别预算的替代方案。虽然规模更小，但仍将为国防增加数百亿美元支出。这与近年来台湾军费持续增长的趋势一致。民进党的赖清德表示，2026年国防支出将超过GDP的3.3%，同比增加23%，并在2030年前达到GDP的5%。

然而，各政党也认识到，安全并不能通过简单地最大化国防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实现。政府资源有限，还必须维持众多经济和社会承诺，以保持国家运转和社会稳定。这不仅仅是教科书式的“枪炮与黄油”权衡。

找到正确平衡对中华民国安全至关重要，也是围绕国防支出的党派争论核心。

这一困境的一个原因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预算规模较小。政府支出仅占台湾GDP的12%到13%。相比之下，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支出通常超过GDP的40%。只要预算规模保持如此精简，国防支出增长速度就会受到硬性限制。

目前，如果把GDP的5%用于国防，大约会占整个政府预算的40%。如果像华盛顿一些人建议的那样提高到10%，将占政府支出的四分之三以上。达到这种水平意味着必须大幅削减其他基本支出，例如关键基础设施、紧急服务和社会项目。

如果这些承诺无法兑现，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让民众更容易接受北京关于稳定的说法——这恰恰与台北和华盛顿的目标相反。

批评者可能认为台湾只需要扩大预算，而台北许多人也同意这一点。但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台湾预算受制于较低的税收收入。长期以来，较低税率通过鼓励投资和消费支撑了台湾的发展模式。近年来税收略有上升，未来可能还需要继续提高。但提高税收在政治上很困难，而且增长幅度和速度都有上限。

过快或过高的加税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压低长期财政收入。经济放缓还会增加社会支出需求，从而进一步挤压国防开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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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也不能依靠债务扩大预算。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不明确，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如果过度借债引发金融危机或货币不稳定，台湾无法指望获得救助。北京或许愿意提供帮助，但代价很可能是台北希望维护的自治。

民国领导层清楚这些风险，并且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债务不得超过GDP的40.6%。对台湾而言，财政谨慎不是选择，而是安全要求。

这些现实塑造了中华民国的政治格局。作为执政党，民进党承受着来自华盛顿的大量压力，因此希望显示自己在国防问题上更积极。反对党控制立法院，因此负责审查行政部门提出的预算。他们对赖清德特别预算在透明度方面的批评也并非没有依据。

虽然政治上确实存在阻挠动机，但他们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出于“亲中国”的本能反应。

忽视这些现实，把预算僵局完全归咎于党派斗争，或许能在短期内推动更多国防支出，但从长远看会伤害台湾。这不仅会加深国内政治对立，还会强化一种错误叙事——即台湾的军事准备被亲北京立场所绑架。这又会放大美国国内对台湾防务承诺的怀疑声音，使一些人不愿支持台湾，因为他们担心被拖入与中国的战争。

这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打击台湾军队士气，加强岛内对美国的不信任情绪，并让部分民众认为抵抗北京没有胜算。

从外部批评政治人物没有按自己期望行事很容易，但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理解他们面临的限制，并寻找办法缓解这些挑战，以实现共同目标。

中华民国增加国防支出的努力受到多重限制，包括由低税收支撑的小规模政府预算，以及有限的举债空间。这些限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外部伙伴与其远距离批评，不如理解台北在财政上的艰难平衡，并相信中华民国的民主程序能够找到最有利于自身安全的支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