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届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下，取得了压倒性的议席胜利。

众议院共465席，其中289席来自小选区，176席来自比例代表。自民党在小选区赢下249席，占小选区席位的约86%，可以说是横扫。但是在比例代表部分，只获得约67席，占比例席位的约38%。

两者合计达到316席，占总席位约68%。从议席分布看，这无疑是一场空间绝后的大胜。

但是自民党所得票数，到底占日本全体合格选民多大的比例呢，真实答案外人可能很难想像：差不多20%。

按官方数据，日本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56.26%。在小选区部分，自民党的“绝对得票率”为26.9%。所谓绝对得票率，是指自民党小选区候选人的得票数，占全部有投票资格选民的比例。

换句话说，从小选区的情况下来看，在所有有资格投票的人中，大约四分之一把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

在相对更能反映政党支持率的比例代表部分，自民党的得票率约为36%至37%。将这一比例换算到全部合格选民口径，大致只有20%左右。

这意味着，在政党层面的党票支持上，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合格选民把比例代表票投给了自民党。

也就是说，从“参与投票者”的角度看，自民党在比例代表中获得三成多支持，在小选区候选人层面接近一半的投票者支持；但如果以“全部有资格投票的人”为基准，明确投票支持自民党的比例约在20%至27%之间。

为海外华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分析，更多内容和全文可在蓝天、电报、x查找causmoney，或直接搜索caus.com

那么，自民党如何从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全体选民支持，转化为接近七成的议席？

关键在于日本的并立制选举结构。小选区采取赢家通吃制度，只要在某个选区得票第一，无论领先幅度大小，席位即归属第一名。举个例子， 假设 A 区投票率 50%。自民党得票 40%，反对党甲得票 30%，反对党乙得票 30%。自民党虽然只拿到了全部登记选民 20% 的支持，但依然能拿走选区 100% 的席位，剩下的 60% 投给反对派的选票全部变成了“死票”。

在多党竞争、在野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只要自民党在大量选区获得相对多数，就能迅速累积席位。

比例代表部分虽然更接近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但席位数量较少，无法抵消小选区带来的放大效果。

低投票率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结构性结果。

自2009年以来，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率长期维持在五成多。本次大选虽然因高市的个人人气（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以及“暂停食品消费税”等政策刺激，投票率小幅回升至 56.26%，但依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大量未投票选民并未形成政治表达，结果由相对积极投票的群体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能力强、基层网络完善的执政党更容易从制度中获益。自民党拥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如农协、建筑协会等）和“组织票”。当一般民众（无党派层）因为政治冷感而不去投票时，自民党的固定支持者就显得比例极高。这也解释为何农协这些组织对自民党影响力极大。

另外由于日本在野党阵营（如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后的“中道改革联盟”）在小选区内严重分裂且溃败，自民党再次利用“赢者通吃”的制度，在许多选区仅凭 30%-40% 的相对多数选票就拿下了全部席位。

高市效应也不可忽视。高市早苗利用成熟的社交媒体操作，，成功动员了保守派的基本盘和部分Z世代，而中间派选民的持续冷感（不去投票），极大的助推了她席位的扩张。相比 2024 年 10 月石破茂时期的惨败（当时自民党仅 191 席，小选区丢掉了一半以上），高市这次成功收复了几乎所有保守派传统领地，甚至攻破了维新会的“大本营”大阪的部分选区。

因此，高市这次在议席层面确实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如果从“全体合格选民的明确支持比例”衡量，并非取得了压倒性多数的民意基础。议席上的绝对多数，并不等同于社会层面的广泛共识。

这场选举更像是制度结构与投票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席位数字十分清晰，但背后的支持构成，则显得更加复杂。

加拿大也采用类似的单一选区制，为何没有如此夸张的选票与席位失衡？

加拿大与日本的小选区一样，采用单一选区制度，但两国出现“得票与席位不匹配”的程度差异很大。加拿大也曾发生过某党全国普选票并非第一，却获得更多议席的情况，典型例子就是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多次选举对比。

不过，加拿大的失真幅度通常没有日本那样夸张，这背后主要是结构性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制度差异。

首先，两国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加拿大联邦众议院基本是纯粹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全部席位都由各选区直接产生，没有全国并行的比例代表层。日本众议院则是并立制，一部分席位来自小选区，一部分来自比例代表。

按直觉上，日本有比例代表似乎应该更“纠偏”，但现实中比例代表席位数量相对有限，小选区仍占主导，而小选区的赢家通吃效应非常强，一旦某党在多数选区获得相对优势，席位就会迅速被放大。

更关键的差异在于政党竞争结构。加拿大的竞争长期呈现相对稳定的“两强主导”格局。虽然也有新民主党、魁人政团、绿党等，但在大多数地区，真正有竞争力的通常是自由党与保守党。选票集中度较高，反对票较少被多方切割。

因此赢家通吃效应虽存在，却不容易被极端放大。

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长期是“一强多弱”的结构。自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处处有组织基础，而在野阵营高度分散。多个反对党往往在同一选区分别推出候选人，反对票被切成几块。结果是，自民党候选人即使只拿到三四成选票，也可能在选区内排名第一，从而赢得全部席位。只要这种局面在大量选区重复出现，小选区席位比例就会远高于得票比例。

地理分布也是重要因素。加拿大选举中，各党的支持往往呈现区域化特征。例如保守党在草原省份优势明显，自由党在大城市和部分省份更强。这种区域集中意味着，即便某党全国得票不是第一，只要在若干省份或城市集中取胜，席位转换率仍可能较高，但很难形成“席位接近碾压”的局面。

日本自民党的支持则更均匀分布于全国多数选区。均匀支持加上在野分散，使其在许多选区都具备“相对第一”的条件，这正是席位被大幅放大的基础。

投票率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加拿大联邦选举投票率通常高于日本，常见在六成至七成区间。更高的参与度意味着结果更接近整体选民意向，也降低了组织动员差异带来的偏斜。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率长期偏低，使核心支持者的投票行为更具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