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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单层的共产党办公室坐落在一条安静街道上，所在村庄人口为1.5万人。

屋内，一整面墙都是数字显示屏，就像每个村民都是某种复杂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需要被持续追踪。整个村庄被划分成一个个网格，共有十几个单元。每个单元内的地图标注出需要额外关注的个人，包括贫困者和精神病患者。另一块区域显示的是已知的吸毒者：共有58人。

这些人既是党想要帮助的对象，也是党担心若放任不管会危及中国社会稳定的人群。地图记录着“网格员”上一次走访他们的时间。

“我们努力了解他们的需求。”一名官员说。他穿着蜘蛛侠T恤，性格温和，一边盯着屏幕一边吃外卖午餐。

这个数字系统是技术驱动型基层治理的一部分，旨在提高治理效率——但也变得更具渗透性。

这位匿名官员表示，这一系统源于习近平的指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应自行解决问题，必要时加以压制，而不是简单上报。

数字系统的另一个部分是网格员上报问题的平台，记录他们遇到的问题类型。大多数是日常琐事，比如有人投诉建筑垃圾。拖欠工资纠纷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最近，一场台风袭击了这个由广东汕尾市管辖的村庄，一名网格员上传了一张倒下大树的照片，随后又上传了一张新种的树的照片。问题上报，问题解决。

“警察关注的是威胁或者潜在威胁人员，我们关注的是服务居民。”他说。

网格化管理最早在2004年试点，过去十年间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裴敏欣指出，这一系统目标是将全国划分为超过100万个网格，每个网格覆盖大约1000人，由两名左右的网格员负责。

这个体系是对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存在的居民委员会的现代延伸。居民委员会曾是日常生活中的警觉且常常具有侵入性的监督者，但在习近平上台前已经日渐式微。

为了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加强党的存在感，习近平正通过网格化管理将控制延伸至每一个街角。

“现在的目标，是让这个新的治理架构真正运作起来，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来自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尼斯·格伦伯格表示。

技术在这种深入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中国较富裕的城市，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帮助网格员巡视区域。额外的传感器还能提醒他们公共场所是否出现人员过度聚集等风险。网格员在巡逻时，会将他们看到的情况上传报告。

中国媒体大量报道网格员如何通过应用程序促进社会和谐。在上海的一次报道中，一名快递员因客户投诉差点情绪失控。但这名网格员了解他的暴躁脾气，据称及时干预，防止事态升级。

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令人惊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山东省夏津县官员报告称，网格员去年处理了6.3万个问题，98%以上当场解决。

虽然不错，但他们或许可以向另一个县的干部们学习，后者声称居民满意率超过99%。

人们对网格化管理的担忧很明确：为中国庞大的监控与控制体系又增添了一层。官员们更愿意强调网格员提供社会服务的角色，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但这项职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加紧密地监控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在汕尾村庄，这位官员说，网格员每月必须走访这些高风险人群一次。

“我们帮警察减轻压力。”他说。

在中国其他地区，情况则更加极端。在西北地区宁夏的一个城镇，网格员被要求每天拜访“信访人员”（即正式投诉政府官员或机构的人）。解决问题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意味着压制或隔离被视为威胁的人，而非真正帮助他们。

多年来，地方政府使用打手拦截那些设法到北京上访的人。网格员的任务就是从源头阻止他们。

但和中国许多高科技社会控制机制一样，网格化管理在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差距。根据每天的安排不同，网格员可能要照顾老人和病人、监测环境、调解劳资纠纷，以及防止抗议活动。他们很容易陷入过度劳累的状态。

疲于奔命的网格员有动机只上报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以提高“问题解决率”。

而那些看似高效的技术平台，也带来了新的麻烦。上传报告可能每天要耗费数小时。网格员往往要使用多个不同的应用程序，每个应用都连接到不同的政府部门。每个系统都有独立的密码和数据录入格式。

这个现象已经普遍到政府专门给它起了个新名字：“指尖形式主义”。也就是说，官员们最终被各种应用的管理耗尽精力，而非真正服务群众。

中国的监控国家有时也会被赖以运转的技术所束缚。党的触角确实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这些触角的指尖，也花了太多时间在屏幕上打字和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