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Project Syndicate，作者本-阿米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无荣的先知：2000年戴维营峰会与两国方案的终结》（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他在文章中指出，即便哈马斯最终在加沙“被击败”，但其对以色列造成的打击，依然构成了一场心理上的胜利，这种胜利将深深烙印在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记忆中。反过来说，以色列的军事“胜利”却意味着一次惊人的道义和战略失败。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2023年10月7日，将成为以色列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一天的事件惨不忍睹：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恶劣的袭击，导致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还有251人被劫为人质。但哈马斯的袭击很快引发了更严重的暴行，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演变为一场在加沙持续至今、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的战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没有任何现实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加沙战争。他最关心的并不是战争的结局，而是保住自己依赖极右翼宗教狂热分子支持的脆弱联合政府，以及逃避自己面临的贪腐审判。

因此，在以色列军队把加沙城市夷为废墟的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在全面攻击以色列的法律和制度。他声称这是为了实现对哈马斯的“全面胜利”——但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角度看，这种胜利几乎等同于彻底消灭巴勒斯坦。

两年过去了，很难说以色列取得了什么胜利。至少已有6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国防军自己也承认，截至5月已有5.3万人死亡。留在加沙的民众则正面临严重且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对此表达了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极度分裂，其民主根基也已被摧毁，可能无法修复。

并不懂历史

讽刺的是，这个在加沙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以色列领导人，竟是出身于一个历史学家的家庭。诚然，本齐昂·内塔尼亚胡是一位非主流的宿命论者，研究中世纪西班牙犹太人被逐的历史，认为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大屠杀。但他的儿子对历史几乎毫无兴趣，只将历史当作推进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

为了反对西方与伊朗进行建设性接触，内塔尼亚胡曾将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5年达成的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比作1938年张伯伦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

哪怕以色列自己的安全机构强烈支持这项伊朗核协议，内塔尼亚胡也毫不在意。

为了证明消灭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最终目标正当，他甚至试图为希特勒开脱，将屠杀欧洲犹太人的主意，归咎于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称是后者把这个想法灌输给了希特勒。

他还将哈马斯10月7日的大屠杀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而这场袭击在不到四年后导致日本城市被彻底摧毁。

当然，内塔尼亚胡并非首个表现出对历史一知半解的国家领导人。当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建议美国总统设立“历史顾问委员会”时，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无知。

他们提到，正是由于对历史的严重缺乏了解，才促使前总统小布什在2003年决定入侵伊拉克。

他们也批评奥巴马对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深厚历史关系”的“忽视”，导致他“低估了”乌克兰试图与欧洲靠拢所带来的风险。与小布什不同，小布什从未假装自己是学者，而奥巴马却将这种历史无知与某种知识上的傲慢结合在一起。他曾轻蔑地评价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者乔治·凯南，说：“我现在根本不需要他。”

这话说出仅两个月后，俄罗斯就吞并了克里米亚。

相比之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应用历史”的高手。他借助历史指导当下决策，而不是被错误的历史类比所绑架。他知道，不能把家猫当老虎，也不能把老虎当家猫。拿破仑战争后签署的和平协议告诉他，只有当所有主要力量都认可一项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这个秩序才有可能稳定。

身为冷酷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关心巴勒斯坦人命运的程度，仅限于这一问题是否可能动摇中东地区的稳定。他从未关注被压迫民族的道义诉求或法律权利。他既不喜欢巴解组织，更谈不上支持哈马斯。

因为他认为以色列与巴解组织无法达成协议，所以他主张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约旦联邦，这一设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对基辛格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实现中东主要力量之间的平衡。

没有永恒的敌人

基辛格的冷血现实主义，使他能从历史中得出一个许多政治领导人乃至历史学者都忽视的教训：没有两个敌人会永远敌对。关键在于，战争不能超过其“有效期”——在基辛格看来，这个“有效期”就是战争创造外交机会、促成地缘政治再平衡的能力。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不得不承认，继续追求越南战争的胜利只会带来无尽的动荡和流血。军事增兵无法改变战场形势，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美军惯用的机动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敌人出于对入侵者的强烈仇恨，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虽然在军事上败北，却在外交和经济领域赢得了胜利。越南如今几乎成了美国的盟友，而曾帮助北越对抗“美帝”的中国，如今却被视为越南的主要安全威胁。

即使“全面胜利”真能实现，也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以色列在1948年、1967年以及1956年对埃及的战争中取得的“全面胜利”，只是更加激起敌人的复仇欲望。这正是基辛格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及时叫停，以避免以色列军队围困埃及第三野战军、进军开罗的原因。他知道，这样的胜利会彻底断送持久和平的可能。

多亏了他的精明，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和平条约。

战败叙事

所谓“全面胜利”是种幻想。正如沃尔夫冈·施维尔布施在《失败文化：国家创伤、哀悼与复原》一书中指出的，失败者从不会接受战败叙事。相反，他们会重写自己的历史，创造出歌颂过去、正当化失败的“神话”。

军事失败反而成为文化和道义上的优越象征。

在战争中，尤其是不对称战争，道义判断的重要性往往不亚于炸弹。在越南，美国战略家曾主张对敌人无情轰炸、破坏基础设施。但这种策略不仅军事实效越来越差，还疏远了美国民众和盟友。

在越战中，美国先是在大学校园和西方舆论场上失败，最后才在战场上认输。

近两年来，以色列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军队试图通过夺取领土、摧毁房屋和医院、阻止包括食物在内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以此来彻底击溃哈马斯。但在长达两年的狂轰滥炸后，哈马斯的军事力量虽然大幅削弱，但并未被消灭，而且仍然拒绝接受以色列的结束战争条件，甚至没有任何妥协迹象。

内塔尼亚胡本该明白。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最终失败，不仅因为俄国寒冬，也因为斯大林能不断补充兵力。如今，哈马斯也表现出相似的能力，靠强迫征兵或用粮食与金钱许诺就能招募新兵。这些人不需要长期训练，只要学会如何朝以色列坦克发射火箭弹，再钻回隧道就能投入战斗。

即便哈马斯的顽强抵抗不足以彻底摧毁以色列士兵的士气，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也足以达成这一目的。以色列国防军内部的自杀事件正在上升。

内塔尼亚胡显然未能意识到，现代战争是在多个战线上同时进行的，包括全球舆论战场和混乱的社交媒体旋涡。而在这些领域，以色列已经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哈马斯，这个制造近年来最残忍恐怖袭击的组织，如今却成为英勇抵抗的象征。

以色列人过去常以他们的战争会被军事学院当作教材为傲。但有关当前加沙战争的研究将着眼的并非以色列做对了什么，而是哈马斯如何将以色列拖入了其历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

以色列周边“火环”中最薄弱的一环，究竟如何能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迫使以色列释放高级巴勒斯坦囚犯、撕裂以色列社会、摧毁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并打乱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答案或许部分在于哈马斯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拥有主权意味着必须承担某些限制。即使是像伊朗这样的极端政权，也不得不有所克制，因为需要维持经济运行和一定程度的国际合法性才能继续掌权。

如果伊朗在一场战争中承受了相当于加沙战争中死伤比例的几十万平民和军人死亡，这个政权很可能会垮台。

在黎巴嫩，真主党也受到类似的限制。以色列之所以能部分击败真主党，不仅因为摧毁了其领导层和大量武器库存，还因为真主党是黎巴嫩的政党，在议会和内阁中都有代表，无法承受以色列持续空袭所带来的全国性代价。

但哈马斯则不受主权限制，这使得威慑几乎无效。策划10月7日大屠杀的人显然早已知道以色列会予以严厉报复，也知道巴勒斯坦平民会遭受牵连。但他们同样清楚，自家战士可以躲在隧道里，物资充足，而以色列造成的平民苦难最终会帮助他们的事业，因为这会迫使世界转而反对他们憎恨的占领者。

哈马斯高层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对此曾直言不讳。他表示，加沙庞大的地下隧道网络是为了保护哈马斯成员，平民的生存应由联合国和以色列负责。

无法洗净的污点

即便哈马斯最终“被击败”，对以色列造成的打击仍是一种心理上的胜利，长期留存在巴勒斯坦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只要以色列坚持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就注定要“以剑为生”。对被占领民众进行持续、深入的监控，成为唯一的选择。

反过来看，以色列若在军事上实现“胜利”，也将伴随着深重的道义失败。对加沙发动狂轰滥炸，造成数万名平民，包括大量儿童死亡，给以色列留下的道德创伤可能数十年都难以愈合。

尤其当一些以色列政府官员——虽然多数只是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小丑——公开呼吁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时，这种暴行就很容易被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

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如同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一样，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叙事之间的碰撞，是围绕几百年土地归属问题的激烈冲突，是同一片贫瘠土地上宗教与族群的对抗。

正如英国作家萨基（H.H. Munro）曾讽刺地说，这些地方“产生的历史，比他们本地能消化的还要多”。

但是，曾遭受大屠杀的犹太人，真的可能实施种族灭绝吗？加沙的惨剧再可怕，也不是奥斯维辛——纳粹每天有系统地屠杀数千犹太人的死亡工厂。以色列的任何战争——即便是如今这场显然涉及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加沙战争——都无法与二战期间对欧洲犹太人的工业化屠杀相提并论。

然而，现代法律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并不取决于死亡人数或手段，而是行为者是否有“意图消灭某一民族或族群”。在斯雷布雷尼察，“仅仅”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平民被杀，国际前南刑事法庭仍将其判定为种族灭绝。

以色列是否符合这一标准仍有待争论。但即便海牙国际法院最终未认定为种族灭绝，这个污名也将挥之不去。

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以色列人似乎已对军队以他们名义实施的暴行变得麻木。虽然仍有人在抗议，要求政府把重点转向解救仍被扣押的人质，但整体回应远远不及美国、法国在越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揭露本国暴行后引发的抗议浪潮。

让-保罗·萨特曾说，迫使法国人撤出阿尔及利亚的“并不是他们的暴力，而是我们自己的暴力反射回来”。

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或许在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性质。在多数以色列人眼中，这场冲突早已超出了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10月7日似乎再次印证了这种认知：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此外，以色列早已被指控实施种族灭绝。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在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时就曾这样指责。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在约旦河西岸的杰宁战斗中，将其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

恐怕没有哪个冲突能像巴以冲突这样引发如此强烈的国际道义愤怒——这不仅源于巴勒斯坦苦难的规模，也因为加害者是犹太人。

对西方观察者而言，这场冲突并非遥远陌生的宗教或族群斗争，不是另一个阿富汗、伊拉克或也门。巴勒斯坦位于西方集体记忆的核心，其历史和圣地与全球数亿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西方对巴勒斯坦苦难的态度，也深深植根于与大屠杀有关的道德困境和内疚情绪，使得以巴冲突在西方良知中占据重要位置。正如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所言：“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让他们制造了奥斯维辛。”

其他欧洲人亦是如此。

如今，这种“角色互换”的大屠杀记忆再次上演。正因如此，正如记者乔伊斯·卡拉姆在2014年所观察到的，“穆斯林杀穆斯林、阿拉伯人杀阿拉伯人似乎都更容易被接受，而以色列杀害阿拉伯人却更令人愤怒”。

但这丝毫不能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开脱。恰恰相反，以色列是时候割舍战略和道义上的损失。

最后的殖民强权

没有哪个占领能持续永远。从法国到英国，曾经的殖民强权最终都认识到，殖民带来的是不断递减的回报，于是纷纷放弃帝国计划。

今天，以色列几乎成了唯一一个仍然统治被压迫民族、剥夺他们权利并侵占其土地的“白人强权”，而巴勒斯坦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还在为摆脱占领而斗争的民族。

但巴勒斯坦并非遥远的殖民地，这里与以色列毗邻，是以色列的历史故土，这种地理上的贴近不仅带来了现实的安全隐患，也加剧了犹太至上主义和以色列的神权法西斯主义倾向。

这同样符合历史模式。陆地帝国，比如中国、德国和俄罗斯，往往会在本国出现日益严重的暴政，伴随着种族优越感的增长——这源于帝国对被压迫民族反叛的恐惧，以及对强敌入侵的焦虑。

而海洋帝国，如英国和法国，虽然对殖民地也实施暴行，但其本土通常不伴随专制政权的兴起。

一个关键教训是：除非以色列的威权政府下台，否则结束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将是不可能的。对巴勒斯坦的永恒战争，已成为内塔尼亚胡政权的“收益增长项目”，甚至可能被用作推迟下一次选举的借口。只要他继续掌权，占领加深就难以避免。加沙战争成了遮掩之幕，掩盖了约旦河西岸正被变成“狂野东部”——在那里，暴力定居者在政府默许下将巴勒斯坦人连根拔起、驱离家园。

新中东

战争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正如基辛格指出的，并非所有结果都是负面的。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反攻时，并未预料到地区格局会发生如此剧变。以色列国防军借助情报、空中力量等多重能力，成功击破了伊朗主导的“火环”。如今，以色列与美国面临抉择：是促使伊朗与西方实现策略性和解，还是将其逼向加速核计划的道路。

以色列也未曾预见，迅速摧毁真主党军事力量，竟可能为黎巴嫩解除其武装、恢复国家主权创造条件。它也未预料叙利亚阿萨德家族的复兴党政权会垮台。以色列眼前出现了一个可信但不确定的机会，可以在黎凡特地区推动一项新的和平计划。

更出乎意料的是，哈马斯这个反对“两国方案”的意识形态敌人，竟把这一方案重新推上了全球议程。如果以色列继续拒绝政治解决，巴勒斯坦人就会动用一切手段，阻止以色列实现其区域和平梦想。

一个更加稳定、和平的中东是可能实现的。但这需要一个能意识到战争已经失去价值的以色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