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菲利普·坎潘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是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
周四，巴西最高法院做出了美国参议院和法院悲剧性地未能做到的事情：将一位破坏民主的前总统绳之以法。
在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4比1裁定前总统博索纳罗密谋破坏民主，并在2022年选举失败后试图发动政变，以此判处他27年监禁。
如果上诉失败（目前看来几乎没有胜算），博索纳罗将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因发动政变而服刑的领导人。
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同样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特朗普不仅没有入狱，反而重返白宫。
也许正是意识到这种对比的冲击力，特朗普称博索纳罗的起诉是“猎巫行动”，并表示他被定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于是他不仅想干预巴西维护民主的努力，还对巴西进行了惩罚。
在判决结果尚未出炉前，特朗普政府便以这一案件为由，对大部分巴西出口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并制裁多名政府官员和最高法院法官。负责审理此案的大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遭到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的特别严厉制裁。
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此前，这些制裁通常只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人，比如涉嫌参与2018年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哈瓦西，以及主导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的陈全国。
而现在，美国政府却对一个民主国家的最高法院法官实施同等级别的制裁。博索纳罗的判决公布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及其类比，声称美国将“对此次猎巫行动作出相应回应”。
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利用关税和制裁来胁迫巴西人放弃自己的法律体系——以及他们的民主。
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在惩罚巴西人做了美国人本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让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前总统承担责任。
当代民主国家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民粹政客和运动的威胁，这些势力通过选举上台后，随即开始破坏宪政秩序。诸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萨尔瓦多的布克尔和突尼斯的赛义德等当选领导人，他们操纵国家机构，打压反对派，以巩固自身权力。
上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也曾遭遇类似的内部威胁。那段历史教训表明，这类非自由主义势力在选举中往往不会遵守规则。他们比自由派更愿意利用煽动性言论、虚假信息甚至暴力手段来获取和维持权力。
正如欧洲自由派在那个年代所领悟的那样，在威胁面前无所作为，将付出高昂代价。民主不会自我防御，必须有人去捍卫。
即便是设计最严密的宪政机制，如果没有领导人挺身而出加以执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过去十年间，美国和巴西都曾面临非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两国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都选出了具有威权倾向的总统，而这些总统在败选后，便将矛头指向民主制度本身。
特朗普在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失败并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时，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场行动最终在2021年1月6日爆发为国会骚乱。
极右翼政治人物博索纳罗在2018年当选总统，他努力模仿了特朗普的策略。随着2022年大选临近、民调落后，博索纳罗开始质疑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多次抨击选举管理机构，攻击并试图废除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
他宣称，自己唯一可能输掉的方式就是选举被操纵，暗示反对派胜选将是不合法的。
在以微弱差距输给卢拉后，博索纳罗果不其然地拒绝认输。2023年1月8日，他的数千名支持者冲击了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不过虽然这一暴力事件与1月6日有明显相似之处，博索纳罗对民主的攻击比特朗普走得更远。
作为前陆军上尉，博索纳罗利用巴西军队在政治中的历史角色，与军方部分势力建立了同盟。他在政党和国会缺乏强大基础，于是转而依靠军方支持。
巴西联邦警察掌握的大量证据显示，博索纳罗和部分军事盟友密谋推翻选举结果，阻止卢拉就职。阴谋似乎甚至包括暗杀卢拉、当选副总统阿尔克明和大法官莫赖斯的计划。
幸运的是，军方高层在拜登政府施压下，拒绝参与政变行动。
因此，在美国和巴西，时任总统都在败选后攻击民主制度，企图继续掌权。两场夺权尝试都在初期失败。
但历史的轨迹从此开始分化。美国在面对攻击民主制度的领导人时，几乎毫无作为。广受推崇的宪政制衡机制，未能让特朗普为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众议院在2021年1月投票弹劾特朗普，但参议院却未将其定罪，也未阻止他再次参选。
司法部在追究特朗普策动1月6日骚乱的责任上行动迟缓，直到近两年后才任命特别检察官。特朗普于2023年8月被起诉，但最高法院却毫无紧迫感，允许案件延期审理。
2024年7月，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享有广泛豁免权，导致政府对特朗普的起诉陷入僵局。共和党仍提名他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选举获胜后，针对特朗普的联邦案件被撤销。
这些制度性失败代价高昂。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公然展现出威权本色，动用政府机构惩罚批评者、威胁政敌，并打压私营企业、媒体、律所、大学和民间组织。
他的政府经常规避法律，有时甚至公然违宪。不到九个月，美国可能已越过“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界线。
注：“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是政治学中一个专有术语，用来描述一种既不是完全民主、也不是完全独裁的混合政体。这个概念由政治学者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韦（Lucan Way）提出。“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中，形式上存在民主制度（如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法治等），但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被当权者系统性地操控和破坏，使反对派难以真正竞争、政权难以被更替。这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威权统治”。
而巴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于曾经历军事独裁，巴西的公共官员从博索纳罗上任伊始就意识到民主面临威胁。许多法官和国会领袖认为必须积极捍卫国家的民主制度。
正如大法官莫赖斯所说：“我们意识到自己要么成为丘吉尔，要么成为张伯伦。我不想当张伯伦。”
作为抗衡博索纳罗威权主义的防线，巴西的法官们坚决回击。当有证据表明博索纳罗在2018年选举中广泛传播虚假信息后，法院启动了被称为“假新闻调查”的行动，积极打击法官认定的危害民主的虚假信息。
莫赖斯在2022年出任由最高法院领导的高级选举法院院长后，主导了这项调查。他领导下的法院曾暂停一些活跃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人被认定参与反民主活动；还曾下令删除部分被视为威胁民主的网络内容，搜查涉嫌支持政变的亲博索纳罗商人的住宅，甚至逮捕了一位公开呼吁独裁和解散法院的国会议员（他在九个月后获释）。
这些措施在巴西引发争议，显然也与美国强调自由主义的传统有所冲突，但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反民主言论的管理方式大致一致。
在选举日，高级选举法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投票公正，包括下令拆除亲博索纳罗警察设立的非法检查站，并在计票结束后立即公布结果，以防博索纳罗有时间质疑。
更关键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许多亲博索纳罗的主要政界人物，包括高级立法领袖和右翼州长，迅速承认卢拉获胜。
2023年1月8日事件发生后，巴西法院果断行动，追究博索纳罗的责任，防止他重返政坛。2023年6月，高级选举法院裁定博索纳罗八年内不得参选，封锁了他在2026年竞选总统的可能。
2025年2月，博索纳罗被以密谋政变罪起诉，随后开启的审判在本周四宣判。
虽然博索纳罗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但多数保守派政客基本接受了这一司法进程。尽管有部分保守派批评法院“越权”，也有人提出弹劾最高法院法官或赦免博索纳罗及1月8日骚乱参与者的建议，但由保守派主导的国会始终没有付诸行动。
实际上，多数右翼政客似乎乐见博索纳罗在2026年被排除在外，这样他们就能团结在一位更传统的代表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右翼州长）身后。
这类人物虽然保守，但很可能会遵守民主规则。
与美国不同的是，巴西的制度性力量积极且到目前为止成效显著，成功追究了前总统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责任。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巴西成了特朗普政府的攻击目标。
在巴西无计可施后，博索纳罗向特朗普寻求帮助。他的儿子爱德华多数月来一直在白宫游说，希望美国介入。特朗普声称博索纳罗的案子“看起来非常像他们对我做的事情”，于是被说服了。
特朗普政府试图胁迫巴西当局让博索纳罗逃脱法律制裁，这意味着美国背弃了近40年来对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支持拉美民主方面立场相对一致。拜登政府阻止博索纳罗发动政变的努力，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而如今，美国却仿佛重回冷战时期最反民主的干预方式，试图破坏拉美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之一。
尽管巴西民主制度存在缺陷，如今却比美国的民主更加健康。因为深知本国威权历史，巴西的司法和政治机构并未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
而美国的同行，却未能守住底线。与其破坏巴西捍卫民主的努力，美国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