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莎拉·奥康纳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记者兼副主编。
对四天工作制的支持者来说,几乎现代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个理念都能解决,或者至少能缓解。精疲力竭?解决。性别不平等?解决。失业?解决。碳排放?解决。
相反,反对者只看到问题:经济产出下降、企业竞争力受损、公共服务紧张、工作伦理削弱。
但与其争论这些预测,或对个别企业试点结果吹毛求疵,不如看看一个国家——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却没有被世界真正注意到。
荷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兼职比例最高。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至64岁人群主业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只有32.1小时,是欧盟最短的。
荷兰ING银行经济学家伯特·科莱因说,全职工人把工时压缩到四天而不是分散在五天,已经越来越普遍。
“四天工作制已经非常非常常见了,”他告诉我。“我自己是工作五天的,有时还会因为工作五天而被人挑剔。”
这一切最初始于女性。
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和2000年代之前,荷兰一直是传统的男性养家模式。后来女性开始以兼职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一个半收入者”模式。
税收和福利制度也在推动这种安排。随着这种工作模式的常态化,兼职也开始在男性中流行,特别是在他们有年幼孩子的时候。
荷兰的经验能给其他国家的辩论提供什么启示?
首先,这说明经济自损的预测被夸大了。尽管人均平均工时较短,荷兰仍是欧盟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按人均GDP计算)。这是因为更短的工时与较高的单位工时生产率相结合,同时就业率也很高:根据经合组织数据,截至2024年底,荷兰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为82%,而英国为75%,美国为72%,法国为69%。
尤其是女性,就业率很高,尤其是和美国等平均工时更长的国家相比。此外,荷兰人往往退休得比较晚。所以问题并不是荷兰人不勤奋,而是工作在更大范围的人群和更长的人生阶段中被分配开来。
不过,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性别平等。
虽然孩子有“爸爸日”(父亲负责照看)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但女性的兼职率依旧高得多。虽然在荷兰兼职并不意味着只能接受低薪或不稳定的工作,但女性的职业发展确实受到影响。
经合组织2019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荷兰在某些性别平等维度上的表现“很差”。比如,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只有27%,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之一。
经济上也存在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教育等行业。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教师短缺使得学校上课时间混乱不可预测,结果家长即便想要,也更难承诺更长的工作时间。
至于教育和护理,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如果所有人都工作五天,那就需要更多的儿童和老人护理人员,因为可用来照顾自己家庭的人会减少。
科莱因的观点是,从理论上看,荷兰因为工作时间较少而“束缚了自己”。但另一方面,他接着说:“我也不想提出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像韩国一样工作超长时间,只是为了增加GDP。”
荷兰的经验表明,四天工作制既不是天堂,也不是通往经济崩溃的快速通道。真正的启示在于,安排和分配工作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关键在于你愿意做出怎样的取舍,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超越经济的层面。
而说到超越经济,有一个论点被低估了:荷兰儿童在富裕国家中幸福感排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