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ll刊发的此文作者马蒂斯·比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中国历史思想。乔治·颜是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中美贸易关系。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和确认其中事实。

2015年9月，习近平站在白宫玫瑰园里，站在奥巴马身旁，做出了毫不含糊的承诺：中国“无意军事化”正在南海建设的人工岛屿。

这番表态带着大国的庄重权威，是世界领导人之间在国际社会见证下作出的承诺。

然而，仅仅三年后，卫星图像显示，军用级别的机场跑道横跨曾经被海水淹没的礁石，加固的导弹掩体遍布曾经的水下地貌，先进的雷达设施扫描着周边海域。

这些“民用前哨”，已经转变为在全球最关键航道之一投射力量的前沿军事基地。

从公开承诺到有计划的违背变，体现了过去七十年来定义中共外交关系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战略欺骗磨炼成艺术——当形势有利于违约时，做出从未打算履行的承诺。

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反复无常，而是一项经过耐心执行、取得巨大回报的精心战略。当特朗普政府重新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时，美国代表最好牢记这段历史。

这一战略的种子在中国内战时期便已发芽。当时共产党为了生存，战略性的做出虚假陈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外交官面前并没有表现出革命者的强硬姿态，而是伪装成寻求民主变革的温和“土地改革者”。

这种精心策划的欺骗带来了切实好处：削弱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最终在1949年，中共取得了胜利。

这种模式在一年后又一次出现，并造成严重后果。当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接近中国边境时，北京一再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不会军事干预，直到数十万“志愿军”突然越过鸭绿江，发动大规模突袭。这场冲突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使亚洲的冷战格局延续至今。

编注：当时中共方面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外释放信息，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宣布要出兵。比如周恩来在10月初会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国边境，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并没有直接说会军事干预。这种说法对外看似是“警告”，但仍让国际社会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中国没有明确警告也不算正确。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共党内领导人认识到与美国和解的价值。在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刻意淡化自己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残暴行径，战略性地掩盖国内镇压，以换取外交承认和经济利益。

编注：这一点作者说得也有偏颇，当时美国很清楚中共在做什么，但是为了对抗苏联，选择性无视了这些。

1984年，中国又与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在香港维持50年现状，但在2019年共产党镇压抗议活动时违背了这一承诺。

到1980年代末，中国已经学会了美国人容易遗忘政治教训。只要在今天表现出合作与改革的姿态，就能让美国人忘记昨日的欺骗。

这种做法带来了巨大收益。不到十年，西方公司向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转移技术与经验，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短暂打断了这个进程，但西方企业很快重返中国。

这教会了中国领导人：违背承诺的后果是暂时的，而好处往往是长期的。

这一模式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高峰。中国谈判代表作出承诺，包括市场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资企业的非歧视性待遇。

西方领导人被“十亿消费者市场”的愿景所吸引，自我说服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政治开放。

克林顿总统当时宣称：“领导层已经得出结论，他们国家更适合有更多竞争、更多法治以及与世界更多接触。他们相信，只要开放经济，社会也必然随之开放。”

二十年后，现实却截然不同。

中国选择性地履行WTO承诺，推行大规模产业政策，在符合国内优先事项时限制市场准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美国公司每年因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损失在2250亿至6000亿美元之间。数百万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中国主导了全球制造业。

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制定者仍不断与北京签订无法强制执行的协议。例如，中国在特朗普面前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增加对美国产品采购，但协议一年后便未能兑现。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模式再次体现。

尽管有国际承诺，中国官员延迟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人传人情况，封锁吹哨人并限制信息共享。在国内严格管控的同时，中国反对国际旅行限制，并对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施压。承诺国际规范（此处指国际卫生条例）的承诺再次被国内政治需求所取代。

理解这一模式需要看清背后的战略逻辑。

作为以自我延续为首要任务的列宁主义党国，中国共产党以工具性眼光看待国际承诺，完全依据其效用进行评估。被“百年屈辱”历史塑造的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不信任，必要时采取欺骗手段。

正如邓小平在著名讲话中所说：“韬光养晦”。

此外，中国深知违约成本往往较低。国际愤怒很快消退，经济制裁被庞大的国内市场吸收，而西方企业与政府——无论是出于贪婪还是天真——仍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哪怕一再受挫。

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可以称为“撒谎红利”的艺术：违背承诺往往比遵守承诺代价更小，尤其是在执法机制薄弱、对方健忘的情况下。

理解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放弃与中国接触，而是要以清醒现实的态度来接触。未来的协议必须包括有力的验证机制、具体的时间表以及在履约后方可解除的有意义保障。

美国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认识到，他们在这个模式中扮演了助长作用，一再为了市场准入而淡化违约行为。

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跨届政府的制度记忆与持续执法。

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战略必须承认，中国体制中的某些方面与许多国际规范本质上无法兼容。再多的外交施压也无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威胁权力垄断的价值观。

与其期望通过接触实现转型性改变，美国政策应聚焦于服务共同利益的具体、可验证行动，尤其是在两个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经过七十年的战略性违约，最危险的幻觉或许就是相信下一次中国的承诺会有所不同。

当美国代表与北京谈判贸易时，他们不仅要争取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协议，更要考虑到可能的欺骗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