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什克·巴苏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现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在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对汽车进口征收25%的新关税，旨在推动本土制造，但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中国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将继续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强的地位，超过美国。

3月2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和轻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这一措施于4月3日生效，就在政府对美国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的一天之后。特朗普试图安抚紧张的民众，表示“我们的汽车行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传统理论背道而驰，但他的自信可能会让一些人以为这背后有某种隐藏的逻辑：最简单的解释是，关税是为了激励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一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这个措施将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等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但最严重的打击将落在美国自身。

批评者指出，这项关税将抬高美国的汽车价格，但这只是诸多问题之一。以汽车（和半导体）行业为例，这些行业存在巨大的固定生产成本。一旦投资者在获取土地、建厂、获取许可等方面投入大量前期成本后，若关税突然被取消，就可能造成重大亏损。因此，投资者必须确信这些关税会维持至少10到15年。

如果政府能向投资者传递关税长期有效的明确信号，或许确实会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从而推高对劳动力的需求。

但这未必是积极的结果。

这种人为制造的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可能损害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在关税壁垒保护之下，美国本土生产成本将持续上升，而像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样劳动力成本天然较低的国家，则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汽车，从而在全球市场上击败美国，占据更强的地位。

特朗普试图复兴汽车制造业的做法，与美国过去应对纺织行业衰退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19世纪初，美国是纺织业的领导者，棉纺厂和毛纺厂运转充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纺织和服装行业依然繁荣，北卡罗来纳州尤为突出。但随着美国变得更加富裕，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转向了需要科研和创新的行业——这些领域恰好是美国的强项。

如今，越南、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等国主导着纺织行业。如果20世纪下半叶，美国决定对进口纺织品和服装征收高额关税，鼓励本土生产，也许确实能维持纺织制造中心的地位。但代价将是沉重的：美国经济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会是一大片工厂、劳工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

这并不是说关税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就没有效果，适度和策略性的使用关税，确实可能必要。但当关税削弱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时——就像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那样，只会带来伤害。

历史提供了关于极端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教训。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增长迅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超过了德国和法国。一些人甚至预测将经济上超越美国。

但1930年，一切发生转变。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发动军事政变，自封为总统。三年内，他限制移民，并几乎将关税翻倍。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开放市场，引进商品和人才，投资高等教育，并推动前沿研究。

美国经济迅速腾飞，而阿根廷则陷入停滞，失去了超越美国的希望。

这个教训非常明确：与其通过保护主义的贸易措施死守已经落伍的产业，不如拥抱创新。当然，技术进步虽然带来经济机会，也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解决办法在于通过再分配税制和利润分享，确保增长红利公平分配，而不是被企业和少数亿万富翁垄断。

当然，要设计合理的再分配税制并不容易。必须谨慎安排，避免抑制创新和扭曲激励。但与特朗普那些错误政策相比，这无疑更值得追求。而且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这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