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刊于外交杂志，认为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新阶级同时占据了资本和工作资源。作者，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远奇编译。

从亚当·斯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之父）到约瑟夫·熊彼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一位影响深远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以两个阶级的存在来定义资本主义：一个是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阶级，另一个则通过财产获得收入。

一些经济思想家，特别是卡尔·马克思，认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并导致冲突。另一些人，如法国的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美国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则认为这两个阶级会为了成果最大化而合作。但没有人怀疑这两大群体的存在，也没有人怀疑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

但在过去的40年里，这种两极化的局面出现了深刻变化。在“新”的阶层，或者就像我在《单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 liberal）一书中将其称为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力和资本收入方面都很富有。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同富”（homoploutia），这是一个由希腊词根“homo”（同一）和“ploutia”（财富）创造出来的新词，意思是一个人或家庭同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

这样的融合非常罕见，过去几乎从未发生过。下图展示了1980年至2017年美国的变化。它的计算方法是：将所有劳动收入处于工薪阶层前十分之一的人算出来，然后把他们和处于资本收入前十分之一的人放在一起，看看占比是多少。

结果显示，这类收入者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上升到今天的近30%。 

资本和工资收入双高人群战总人数的比例

在上班的有钱人

新资本主义的新奇之处在于，这些顶级财富持有者，呃，还在上班。许多人的工资很高，这表明他们一定受过高等教育。

从其他资料中，我们还了解到，收入最高的人工作的时间比工资分配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人更长。法律学者丹尼尔·马科维茨在其著作《精英统治的陷阱》中称这些高收入人群为“当今的斯塔哈诺夫人”，这是苏联对超出生产预期的劳动模范的称呼。

在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富有的人常常因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而受到嘲笑；如今，恰恰相反，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工作时间很长。

我和意大利经济学家马可·拉纳尔迪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带有严格阶级划分的古典资本主义在印度和拉丁美洲仍很常见。但在发达经济体，不仅仅是美国，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同富（homoploutia）的特征。

然后，我和数学家约纳坦·伯曼对美国进行了更仔细的研究。我们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利用三种数据来源（家庭调查、税收数据和财富调查）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人的同富性越来越高。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一种可能是，随着边际税率的降低（边际税率是指在增加一定的收入时，增加部分收入所纳税额同增加收入之间的比例），高薪职位所能带来的税后收入变多了，使得高薪收入对资本富人的吸引力比以前大了。

因此，这个阶层的社会规范发生了变化，其成员不再把大学教育视为一种奢侈品，而是更多地把它视为一种获得好工作的投资手段。

另一种可能性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减税和随后的金融管制放松，工资不平等现象更加普遍和明显，以及最令人瞩目的超高薪水职位的出现，这两种情况使许多高薪的经理人和专业人士，能够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储蓄起来，进行投资，成为富有的资本家的同时保持他们的好工作。

很有可能，这两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无论同富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它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来自劳动和财产的收入区别并没有消失，但是这些不同的收入不再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

强强联合的夫妇

同富人口的增多与另一种发展趋势相吻合：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似的人，更愿意彼此通婚比。

女性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现象。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当代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更容易推迟结婚的年龄，男女双方都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

根据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家尼尚特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按收入计算，在25岁至35岁之间的高收入美国男性中，与收入前10%或与收入倒数10%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是一样的。然而，到2017年，赞同与高收入女性结婚的比例为3:1。

对于女性来说，数据的变化更加显著，在上世纪70年代，高收入的年轻女性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男性的偏好大致相同，但如今，她们对前者和后者的偏好比例是5:1。

同富和同阶层婚配都是相对独立的发展路线。同富打破了经常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阶级划分。和自己一样的人结婚是男女平等和自由选择的神圣体现。

马科维茨表明，由此产生的富人夫妇，比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父母花更多的时间与子女相处，并在子女的教育上大量投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老式的、相当传统的美德，即努力工作和关心家庭。那么这种现象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呢？

当同样有高薪技能的富人结婚配对，当他们的财富既来自收入又来自资本时，他们的结合就会造成社会贫富不平等的加剧。而且这些夫妻很可能会一直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不管外部事件如何。一个既拥有技能又拥有资本的人，其财富是非常多元化的：即使股市出现灾难性的下跌，也不会像大萧条爆发时许多单纯的资本富豪所遭遇的那样，将这样的人的所有资产一网打尽。

同样，那些拥有足够资本财富的人也能经受住失业率上升的考验，而且对于高技能者来说，失业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多样化还可以从个人延伸到夫妻：如果一个伴侣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样的夫妇对危机有很强的抵御能力。

公正理论

这些夫妇的精英地位有可能创造一个根深蒂固的新阶级结构。通过努力将技能和资本优势（通过昂贵的教育）转移给子女，富裕夫妇直接而且似乎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能够维持下去的上层阶级。可继承的上层阶级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降低。

中产阶级或贫穷父母的孩子将不会拥有与两个同富夫妻的孩子相同的机会。事实上，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麦祖德公布的数据证实了过去40年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下降，而这40年恰恰是同富阶层崛起的时期。

能否阻止劳动、资本和勤劳三者皆备的新贵族的崛起？

其实 “药方 “很容易开，但是药材不容易找到。它必须包括防止财力的过度代际传递（即限制遗产继承），以及向各种背景的人提供最高教育的机会。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两个核心要素：对遗产征收重税和公共教育。但后者在质量上需要优于私立教育。如果能带来最好工作机会的学校是公立的，那么最好的工作就会向所有人开放。这将制衡“新贵族”在几代人中的自我延伸能力。

如果该阶层不能将其获得的财富100%转移，那么代际竞争的差距将被进一步缩短。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完成最艰巨的任务是：把政治从富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