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斯林·马利克在卫报的专栏中指出，看到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继续为其背书，可能让人感到绝望。但见证这一切，对于未来的清算至关重要。

一个共识正在形成。12月5日，国际特赦组织经调查后得出结论：“以色列已经并正在对被占领的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

几天后，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ECCHR）在研究分析后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以色列正在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

随后几天，人权观察组织（HRW）宣布“以色列当局应对反人类罪行中的灭绝罪和种族灭绝行为负责“，无国界医生组织则报告称，其在加沙北部的医疗“团队看到了明显的种族清洗迹象“。

早在11月，人权观察组织就得出结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似乎“也符合种族清洗的定义“。

继国际刑事法院（ICC）在11月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之后，所有这些最新判断都为今年画上了一个重要的句点：将加沙的军事打击定性为违反国际法。

他们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联合国一起谴责以色列的战争。根据构成世界法律和道德权威的法院和人权组织的判断，这个国家及其国家首脑现在已成为法外之徒。

但这些判断、强硬措辞和建议措施都回响在真空中：没有执行力。

美国继续在全球共识面前、为以色列辩护并向其提供武器。其他支持者使用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漏洞和文字游戏。

英国暂停了一小部分武器出口，但坚称仍是“坚定盟友“，仍会与内塔尼亚胡接触，同时又声称会遵守其法律义务。

法国提出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法律解读，称由于以色列不是ICC的签署国，内塔尼亚胡实际上享有豁免权（按此逻辑，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奥马尔·巴希尔也将享有豁免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加沙正经历的不仅是一场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打击，而是一场具有历史性的打击。

据监测平民伤亡的组织Airwars称：“从几乎每个指标来看，以色列对加沙战役第一个月对平民造成的伤害，与21世纪任何空袭行动都无法相提并论。“

数月研究努力的观察结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人员的供述和证词的佐证。以色列报纸《国土报》刊登了在加沙服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叙述，称平民甚至儿童都被视为战斗人员。这种任意甚至带有竞争性的杀戮制度被描述为“服用类固醇的狂野西部“。

这些描述不仅涵盖了法律和军事交战方式，还详细描述了难以想象的杀戮、饥饿、致残、酷刑和心理创伤。

这些调查揭示了可以对平民施加的各种痛苦。幼小的破碎身体、腐烂的婴儿、被压扁的尸体、万人坑、被夷为平地的社区，以及幸存者狂野、狂野的悲痛。

这是一场屠杀的展示。所有这些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由巴勒斯坦公民和记者进行直播和发布，由局外人见证，并由以色列人自己描述。

尽管我们目睹了压倒性的证据，但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战争继续进行。那些看似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国际法院（ICJ）的首次听证会，现在看来只是观察性的练习。

开始感觉到无论行为者突破什么犯罪门槛，都不会被制止或绳之以法，这种感觉令人深感迷失，甚至令人崩溃。

但问题不在于对加沙局势的描述。正如莉娜·蒙泽所写，“问题在于这种语言本应发挥作用的世界腐朽的底层结构“。

现在的危险是巴勒斯坦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在物理现实中，二次是在道德现实中，在那里，强权势力削弱了塑造我们所知世界的标准。

通过拒绝接受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定性，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以色列的盟友强迫世界接受一种适应：权利不是由人性赋予的，而是由决定谁是人的各方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继续保持愤怒，即使被简化为记录和报告撰写。无论欧美各地讲台上表演什么语义杂技，这些报告都记录了正在发生的罪行。

加沙人民的权利可能已在实地蒸发，但可以在公共记录中维护。无论战争何时结束，这些记录都将阻止或至少损害重写历史和否认暴行的企图。

随着谋杀继续进行，以色列的战争罪无法成为完美犯罪的是：人们仍在现场，大声称之为谋杀，指出罪魁祸首，说出死者的名字，为他们哀悼，举行守夜，并为他们获得赔偿的权利进行激烈的保护。

当时机到来时，世界欠巴勒斯坦人巨额赔偿。必须保存一份他们所遭受的账本。

“如果我必须死去，“在加沙战争初期被杀的巴勒斯坦诗人里法特·阿拉里尔写道，“让它带来希望，让它成为一个故事。“

这种希望也在于不让死亡仅仅作为一个事实随风而去，而是如果他们必须死去，就让它成为一项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