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报道说，习近平正在为摊牌做准备，坚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麻烦。

一些人称之为“失去的十年”。在习近平执政超过10年的时间里，越来越明显的是，在他领导下中国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借贷、房地产投机，以及对实际上并不需要的工厂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本可以带来更持久增长的艰难改革，例如提升消费支出的措施，却被忽视了，而优先选择了旨在加强共产党控制的政策。

如今，中国债务高企，房地产危机让数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化为乌有，经济濒临通缩螺旋。经济增速放缓，西方投资崩塌，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低点。

然而，在中美即将展开第二轮贸易对抗之际，习近平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坚信自己主导的以顶层设计为主的经济管理方式，以及将中国打造为更大的工业强国的计划，是最终让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越美国的最佳路径。

接近北京决策圈的人表示，近年来中国遭遇的任何困难，都未能改变习近平的信念，即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在衰退，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习近平仍然相信东升西降，”一名在北京的外交政策顾问说。

他提到，这位领导人三年前曾发表这一论断，当时中国经济因西方对中国出口的需求而在疫情后短暂复苏，“在他看来，这条路可能只是不会完全是直线而已。”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习近平正在构建一个全面的工业供应链，旨在生产中国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半导体，以应对与美国的更多冲突。

他的政府还在制定计划，应对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可能施加的任何关税上调。反击措施可能包括限制对美国出口制造芯片、汽车引擎以及与国防相关产品所需的原材料。

他还在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盟，试图对美国施加更大压力。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习近平并未采取艰难但必要的措施，来修复中国受创的经济。

尽管北京最近推出了一些刺激措施，但并未果断行动来整顿问题重重的房地产行业，全面重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大幅提升消费支出，而这些措施能够为长期增长提供支撑。

“很多问题是政府自己造成的，”野村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说。他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中国面临所谓“与时间的赛跑”，需要在恶化的人口结构加剧长期经济衰退之前，解决日益严重的增长问题。

跟随习近平的步伐

过去十年，我亲历了习近平有机会像之前的中国领导人那样，在面对经济动荡时修复经济的过程。

但每次，他都选择了通向更多国家控制的道路，而不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必要的改革方向。尽管中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但他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让一些政府顾问私下里谈到“失去的十年”。

2018年9月，我参加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一次经济论坛。

当时，一些主张市场化的官员，希望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能促使北京实施长期拖延的改革，例如为私营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政府需要通过辩论建立共识，然后逐步实施改革，”支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另一位自由派学者张曙光提醒与会者，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领导人，当年专注于让中国融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

“必要的妥协应该做出，”他表示，同时警告不要在无休止的贸易战中和华盛顿针锋相对。

然而，这场贸易争端却让习近平更加坚定了扩大国家控制、扶持中国工业的决心，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他的政府向半导体、电动汽车等优先发展的行业大力提供补贴，并鼓励银行向工厂提供更多贷款以提高产能。

同时，习近平发起了一场针对私营企业的打压行动，意在遏制非理性风险，并削弱一些强势商业领袖的影响力。但结果却抑制了中国的创业精神。

这种做法导致中国经济日益被国有企业主导，钢铁、电动汽车等产品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愈发严重。

如今，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比2018年更大，这使其更容易受到特朗普再次提出的关税计划的影响。

错失的改革机会

与此同时，北京对长期存在的问题应对起来最多是半心半意。随着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他将经济管理大权从由总理收归自己，并任命了一批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经验有限的忠诚派人士担任重要职位。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任由房地产泡沫多年来不断膨胀，尽管市场早已明显过热。虽然习近平在2020年终于刺破了泡沫，限制了对过度负债开发商的贷款，但北京至今仍未制定全面计划来解决问题。数以千万计的住房空置，市场持续低迷。

年复一年，北京警告地方政府不要过度借贷，但从未严格执行这些规定。

截至今年，地方政府已累计承担了高达11万亿美元的隐性债务，用于建设交通系统和其他项目，其中许多项目失败。这些借款虽然在短期内让经济看起来更好，但让中国更加容易遭受金融不稳定的冲击。

北京还多次承诺促进消费支出。然而，家庭消费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9%，近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而在美国，这一比例约为68%。

要改变这一点，北京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鼓励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比如扩大中国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医疗和失业提供更多福利。

但习近平认为，美国式的消费模式是浪费，并担心为家庭提供过多的国家支持会助长“福利主义”。

最近，一位读者联系我，描述了中国经济前景黯淡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他说，两年前，他在一家西方制造企业的管理职位因公司撤离中国而失去工作。现在，他靠开网约车养家糊口。

“不是我不努力找更好的工作，”这位住在中国中部的读者对我说，“根本就没有机会。”

“通缩有什么不好？”

今年年初，当中国经济乌云密布时，一个中共高层顾问机构为北京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

报告警告，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提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陷入通缩螺旋——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美国遭受的灾难。

习近平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

“通缩有什么不好？”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他问顾问们：“东西便宜了，难道大家不喜欢吗？”

这些人士还说，习近平的态度使得“通缩”几乎成为中国政策讨论中的禁忌话题，尽管经济学家担心中国可能陷入价格下降与需求疲弱的恶性循环。

在本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领导层承认需要实现“合理的价格恢复”，但并未明确说明将采取哪些关键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习近平时代之前，中国对经济挑战的应对更加果断。

20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因产能过剩和通缩而陷入困境时，时任总理朱镕基强制关闭或合并了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这导致大规模裁员，但也让幸存的企业变得更强大。

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推出了一项规模相当于当时GDP约12%的财政刺激计划。尽管这为后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埋下了种子，但通过表明北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增长，这一举措让国际投资者对其经济政策充满信心。

准备对抗

自美国大选以来，习近平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没有退缩的打算。

在11月7日给特朗普的祝贺信中，习近平隐晦地警告不要与中国展开经济对抗。

“历史告诉我们，两国合作则双赢，对抗则两败俱伤，”他说。

大约一周后，习近平在秘鲁与拜登的一次会面中警告特朗普，不要在双方分歧的重大问题上挑战北京，包括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人权问题、中国的党国体制，以及习近平所谓的“中国发展权”——这是对美国限制中国获取西方芯片和其他技术的回应。

习近平告诉拜登，这些“红线”——根据中国官方的会谈记录，“不能挑战”。

接近北京决策圈的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视为替代旧增长模式（包括房地产投资）的必要代价，而新模式则包括高价值制造业，如汽车和芯片领域。

这些人士还说，习近平及团队因为看到中国在减少对西方产品依赖方面的进展而备受鼓舞，同时也增加了世界对中国的依赖。

“尽管整体经济挣扎，但这个战略是有效的，”一位熟悉北京决策的人士说。

根据研究机构Gavekal Dragonomics的11月报告，中国在某些类型的半导体、医疗设备、工业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设备等领域，对制造业进口的依赖已逐步减少。

但在高端芯片制造、航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中国仍然依赖美国的技术、资本和专业知识。

如今，出口是中国经济少数几个亮点之一。为了避免整体增长受到又一次重大打击，中国需要尽可能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能力。

随着特朗普与中国再度交锋，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寄希望于一场新的贸易战，或许会迫使习近平领导层将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转向更注重提升消费者购买力的方向。

他们推测，如果特朗普兑现提高关税的承诺，中国出口必然会下降，北京不得不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运转。

但与特朗普首次执政时相比，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双方都变得更加固执己见。

前奥巴马政府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伊万·梅德罗斯表示，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将让中国难以有效应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我完全看不到习近平会妥协，以达成某种大交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