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贾南·加内什在专栏中写道，经济增长显然不能解释一切，否则美国的政治应该比欧洲健康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除了那些最顽固的书呆子（他们坚持在2001年1月1日而不是2000年庆祝千禧年）以外，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本世纪的四分之一了。

到目前为止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25年前人们会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什么？

例如，俄罗斯曾经难以支付养老金，如今却成了一台复仇主义的战争机器。

还有另一个例子。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越了欧洲，却并未因此变得更幸福。如果说人们最终是根据物质体验来投票——这似乎是常识——那么美国的政治理应比欧洲，包括英国，更加稳定。

但事实却是，美国与欧洲的反建制民粹主义程度相当，甚至可能更高。

这很奇怪。或许选民是将自己的经济体验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相比。因此，重要的数据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

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让“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显得更加可靠。

想想爱尔兰或波兰。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非主流政党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而两国经济却在此期间变得极为富足，几乎无法与（贫穷的）过去相提并论。

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新芬党在大选中仅获得1%-2%的选票。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6%。尽管没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但这个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得票率达到了19%。

与此同时，爱尔兰经济蓬勃发展，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从一个大量移民流出的地方，变成了人们争相前往的地方。

经济决定论者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里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什么？

可以预见的一种解释是：普遍的富裕可能掩盖，甚至制造了一些具体的困境。

例如，对年轻人来说，更高的住房成本。但这显然是在统计数据中挑选有利的点。任何经济体在任何时期都能找到一些领域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决定论要严肃一点，就必须具备可证伪性。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尽管2008年经历了一次惨烈的经济崩溃，爱尔兰今天的富裕程度依然比几代人之前高得多，但这种富裕却未能显著提升那些主流政治势力的声望，而正是他们主导了爱尔兰的大部分经济成功。

还有其他事实不容忽视。

特朗普分别在高通胀时期（2024年）和低通胀时期（2016年）当选总统。民粹主义者在有巨大收入差距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中兴起，但同样也在社会民主国家（如法国）中崛起。

2016年的英国，失落的年轻人选择了支持“留欧”这种维护现状的立场，而拥有资产的老年人则选择了“脱欧”这种破局之举。经历了过去十年经济创伤、原本有理由转向极端政治的希腊，如今却有一位公认温和派的总理。

而意大利，在经历较少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却选择了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

不仅经济状况和政治选择之间没有稳定的关联性，甚至连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趋势的“最佳拟合线”都不存在。

如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那选民究竟在不满什么？

很大程度上是移民问题。但即便是移民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民粹主义在移民率高的澳大利亚没有大行其道？（在那里，也许经济确实解释了很多问题。）

法国极右翼势力的强大，似乎与外来人口规模不相符——按西欧标准来说，法国的外来人口比例并不算特别高。

另一个解释是所谓的“享乐调整”。随着收入增加，期望值也随之提高。选民变得更容易反叛。

换句话说，经济确实重要，但方式与你想象的不同。

无论如何，本世纪的美国故事，应该让那些认为政治是经济衍生品的人深思。在美国，经济可以快速增长，可以从零开始建立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但却依然可能让图尔西·加巴德这样的政治人物有机会步入重要的公职。

经济决定论之所以让人感到安慰，是因为为每一个问题提供了教科书式的答案：通过增长解决问题。

投资。这是拜登主义的核心。事实上，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这种逻辑有着无可挑剔的常识性，但也显得思想僵化。

相比之下，保守派更快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比物质利益更为奇特的驱动力，并试图掌握它们。

写这篇文章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增长怀疑论者，好像会引用罗伯特·肯尼迪那种略带中学生毕业演讲风格的话，谈论GDP无法衡量的东西（比如“我们婚姻的坚固程度”）。所以要声明一下，我是增长的狂热支持者。

我希望伦敦有2000万人口，而不是1000万。但增长的理由必须是本身就有益处，更多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带来价值，不是因为增长一定会带来更健康的政治。

如果曾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现在也变得更加模糊了。

事实上，经济表现和政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在两个方向上都崩溃了。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但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益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在糟糕的政治环境下，依然不对经济造成损害。

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总会被提醒，金钱无法买到生活中的一切。要在“爱”和“阶级”之外，再加上“社会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