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经济学家和纽约时报的资深专栏作者保罗·克鲁格曼，在时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

这是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我从2000年1月开始在这里发表观点。我正在从《纽约时报》退休，但并没有从世界“退休”，所以我仍会在其他地方表达我的看法。

然而，这似乎是一个反思过去25年变化的好时机。

回顾这些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方许多国家，许多人都充满乐观。而这种乐观情绪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愤怒和怨恨取代。

而且我说的并不仅仅是那些觉得被精英背叛的工人阶级；如今在美国，一些最愤怒、最充满怨恨的人——看起来很可能对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是那些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崇拜的亿万富翁。

很难用语言描述1999年和2000年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情有多么好。

民调显示，那时人们对国家方向的满意度，达到了如今看来几乎不真实的水平。在我看来，2000年大选的情况是，许多美国人把和平与繁荣视为理所当然，所以选择了那个看起来更适合一起消遣的候选人。

在欧洲，情况当时似乎也不错。特别是1999年欧元的推出，被广泛视为朝着政治和经济进一步一体化迈出的一步——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向“欧洲合众国”迈进。

我们这些“不太友好”的美国人对这件事有些疑虑，但起初这种疑虑并不普遍。

当然，那个时候也并非一片美好。

比如，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QAnon”阴谋论的早期雏形，甚至还有国内恐怖主义事件。

亚洲当时也发生了金融危机，一些人认为这是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预兆。

我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书，提出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美国。十年后，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我又出版了修订版。

尽管如此，当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写作时，人们对未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当乐观的。

这种乐观为何会转变为愤怒和失望？

在我看来，是对精英的信任崩塌了。公众不再相信那些掌权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再相信他们是诚实的。

但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2002年和2003年，我们当中一些人认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本质上是虚假的，但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

这些人当时不愿相信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现在，还有人会这样说吗？

以另一种方式，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瓦解了公众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信心。虽然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存活下来，渡过了2012年达到顶峰的欧洲危机，但一些国家的失业率在那段时间达到了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与此同时，公众对欧洲官僚的信任，以及对欧洲光明未来的信念，却没有再恢复。

失去公众信任的不仅仅是政府。回头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前，银行的声誉曾经好得多。

不久之前，科技领域的亿万富翁还在整个政治光谱内广受赞誉，有些甚至被视为民间英雄。但现在，他们以及一些他们的产品却面临幻灭，甚至更糟的处境。

例如，澳大利亚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这让我回到一个观点：如今在美国，一些最满怀怨恨的人，似乎正是那些愤怒的亿万富翁。

这种现象并非首次出现。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场危机被普遍（且正确地）认为部分归因于金融投机操作。本来，人们或许会期待那些曾经的“宇宙之主”们表现出一些悔意，甚至对获救表示感激。

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奥巴马愤怒”。他们对第44任总统大发雷霆，仅仅因为他暗示华尔街可能对这场灾难负有部分责任。

如今，关于一些科技亿万富翁从马斯克开始的右转行为，有很多讨论。我认为，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尤其不要试图把这一切归咎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自由派。

归根结底，这一切无非是这些富豪的“小气”。他们过去享受着公众的赞美，现在却发现，即使拥有全世界的钱，也买不到爱。

那么，我们是否有办法走出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

我相信，虽然怨恨情绪可以让坏人掌权，但从长远来看，无法让他们长久执政。某个时候，公众会意识到，大多数抨击精英的政客实际上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精英。而当他们无法兑现承诺时，公众会开始追究他们的责任。

到了那时，公众可能会愿意倾听那些既不倚仗权威，也不做虚假承诺，而是尽可能讲真话的人。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恢复过去那种对领导者的信任——相信掌权者大体上诚实且胜任自己的工作。我们也不该有这样的期待。

但如果我们勇敢面对正在形成的“最差者治国”（kakistocracy）局面，我们或许最终能找到通往更好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