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金慧瑜 沈小花
去年三月，还在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读大三的庞舜心创立了一个叫做“环创者”的非营利组织，一个为加拿大华人移民和留学生创业者组织的社群。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最高分奖学金获得者，他曾在大二的暑假回国，在字节跳动做了两个月的码农，在大三的时候又去了安永做技术咨询。在奇绩创坛（原YC中国）Fellow、Ripple Ventures Fellow的身份之外，毕业之际的庞舜心即将全职进入Next Canada的加拿大创业36人孵化器，落地他的软件创业项目。
这样“亮瞎眼”的简历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和年轻一代的移民中并不罕见，对他们来说，找一份工作安逸下来应该不难。但如今，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更难的一条路——做一个创业者。
扎根异乡的一代移民
1995年，李丁移民加拿大。在2000年以前，从中国内地来加拿大的移民很少，当时多伦多没有一份中文报刊，也没有一家中文网站。和很多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一样，很多事情他都不了解，但又很想弄明白。
移民带来的安家费怎么打理？新移民怎么交税？房子该买在哪里？孩子该去哪个学校上学？这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都要靠自己慢慢探索出答案。李丁把这些信息翻译成中文文章，在杂志和网络上发表。“我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也希望其他人能少走弯路，”他说。
很多人看到他发表的介绍多伦多各个居住社区的文章，都来问他在哪里买房。他逐渐发现自己“无心插柳”，在2002年起陆续成立了自己的理财公司、房地产经纪公司和教育公司，填补了当时市场上没有专门为内地新移民提供这些专业服务的空白。
李丁向记者回忆道，当时新移民创业属于“少数派”，大部分内地移民通过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还是希望找到一份专业工作，捧起“铁饭碗”。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经济腾飞，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之后迫切需要安家、理财、教育“一条龙”服务，他的公司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一些国内出海的大型企业如华为、工商银行等也慕名找到他，帮助其在本地找到理想的办公地点。
如今，李丁执掌的嘉德集团已经从万锦于人村的一间办公室，搬进了一栋独立的商业写字楼。
“我远远算不上创业成功，只是想本本分分做生意，赚快钱不是我追求的，”李丁说。
一名不愿具名的连环创业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90年代的很多大陆移民本身素质都很高，也非常努力，但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更多先要在异乡扎根，迫于生计要先谋一份工作，或者是做好一份生意，也因而，创业精神显得尤为珍贵。
90年代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英语不太好的袁征在两年内被拒签了九次。这名山东矿业学院的数学系毕业生在1997年拿到视像会议技术公司WebEx的工作，在2006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MBA，在WebEx被思科收购后，袁征成了思科工程副总裁。
但在2011年，他开始自立门户，创办如今最大的视频会议软件上市公司Zoom。
“他能在年纪那么大的时候离开大厂选择创业，有勇气、有韧性、能坚持，过程有困难，但最终能爆发，得到了天时的帮助，”凯尔特亚洲基金副总裁彭朔枫对加美财经说道。
这种韧性也体现在了罗伯特·王身上，他是风靡北美的电压力锅（Instapot）的发明者。《纽约时报》曾报道，他在哈尔滨长大，父母都是教授，他本人在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后，本想靠研发人工智能系统谋生，在干过电信和技术行业的一系列工作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他被一家网络公司解雇了。他曾试图创办自己的技术公司，但失败了。
喜欢做饭的罗伯特·王决定雇来两名工程师，投入自己35万美元的积蓄，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开发了一款集高压锅、慢锅、炒锅和其他常见烹饪功能大全的电器，这口锅还可以做酸奶、芝士蛋糕。
那些素食者和“提倡旧石器时代饮食”的人们马上被它的压力烹饪功能吸引，因为它可以把煮豆子或者大块肉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这款中国人发明的电压力锅开始神秘地风靡于狂热美食群体中，他们戏称自己是“快煲锅瘾君子”（pothead）。
这家没有接受过任何风险投资的设备制造企业，在对接了中国供应链和互联网口碑的影响下，在亚马逊销售额达3亿美元，并在去年与美国康宁餐具合并。
中加天使联盟副主席杨军认为，华人和西人创业者的基本素质都差不多，而华人创业者的优点是比较脚踏实地，能吃苦，特别是一代移民创业者，总体来说他们的创业项目技术含量比较高，因为很多人在出国之前就有很好的学术背景，来到加拿大后在高校任教职、做研究，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先进技术，还能利用在中国的资源和人脉把项目落地。
在生物医药领域就有不少这样的典型案例。90年代末来到滑铁卢大学深造的Tieming Huang博士在十年间开发了大分子药的杂质分离技术，其创立的Advanced Electrophoresis Solutions公司已经将这一技术进行商业化，迎来了营收的大规模增长。
“Copy from China”
这两年，越来越多在美国的西人创业者找到陈洁——他们想学中国的喜茶和奈雪，在美国开网红奶茶店，做“逆向瑞幸”。
陈洁是凯尔特亚洲基金管理合伙人，作为常年在北美和中国搜罗项目的投资人，陈洁给凯尔特亚洲基金定下的基调是，在C端投那些中国成功商业模式出海的企业。
彭朔枫对这一趋势的解释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整个商业环境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催生出了很多新型商业模式，反观北美却是很多年都没有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作为在中国商业环境中浸淫过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华人创业者开始“copy from China”。
这类创业多集中于吃喝玩乐、电商、教育等消费类领域，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Wish，它看到了中国下沉市场的成功，并将这种模式壮大到了北美。
“这里的一些创业者看到国内的一些小公司做的新模式，嗅觉很敏感，虽然国内是吃人口红利，而北美市场不那么大，但客单价很高，所以详细计算后，他们发现这里的市场也是非常可观的，” 彭朔枫说。
2013年，曾在IBM、联想工作过的安东尼在多伦多创办了一家叫做“馋猫”的外卖公司，这一时间点甚至早于后来在国内外卖大战中胜出的美团。但在创立两年独占多伦多华人外卖市场后，馋猫也陷入了与几十家外卖平台的混战中。
在四、五年的白热化竞争后，去年十月，另一家外卖公司小红车被加拿大本地的上市公司Facedrive收购。 小红车创始人韩笛在谈及收购的时候曾对加美财经表示，想借助被本地西人公司的收购，得到主流资源的支持，进入主流社会的市场。
韩笛认为，之所以外卖行业的赛道如此拥挤，是因为这是一个门槛相对低也易引流的行业，是继聊天、游戏、短视频以外，打开频次较高的引流项目。对前三个行业来说，巨头可以很快无成本切入，而外卖代表的O2O市场更多局限于地域，必须有本地的团队、配送、销售、市场扩展人员才能运转起来，这也给了创业者机会。
庞舜心对此的观察是，由于华人创业者对本地市场拓展不够，或者说没办法触及到本地市场，局限于华人市场，这就陷入一场零和博弈——疯狂价格战开始，流量越来越贵，这在餐饮、教育培训等领域屡见不鲜。
突破不了华人圈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创业者的资金只能从国内拿，因为本地资本看不懂这些模式。“你的市场、团队、运作模式都不是他们熟悉的，这进一步限制了本地扩张，”庞舜心说。
杨军认为，生活服务类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体量变大之后会涉及到对技术和平台稳定性更高的要求。而很多创业项目后台的基础架构还很薄弱，甚至有些后台还是用excel 来储存用户数据，完全无法满足业务扩张的需求，数据安全也会有问题。
此外，这类企业还面临着当地法律和政策的规管和限制。“例如对送餐司机是按兼职还是全职员工来管理就存在争议，两者在薪酬体系、福利提供、税收方式上都是不一样的，目前也看到很多送餐平台和司机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纠纷，”他说。
彭朔枫认为，北美的人口红利远远比不上国内，尤其是在加拿大市场，人口分布、文化背景、语言、多族裔、商业政治法律环境都不同，这对商业模式出海造成了一定挑战。
也因此，创业者需要具备非常强的运营能力和自身销售能力，这对创业者的要求非常高。
“创始人自身的销售能力包括三个方面：销售公司的文化、使命、愿景给自己团队的能力，销售产品给客户的能力，以及销售公司给投资人的能力，“彭朔枫说。
不过，创业者社群Startup4Chinese的创始人郑柯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多西人企业其实对华人市场很感兴趣但并不了解，创业者需要认识到其实还有是有机会的，但需要思考怎样把主流企业的服务和华人群体联系起来。
创业者也需要依据这里的市场环境做调整。
对标国内二维火的餐馆排队系统软件开发商Snappy，就针对北美企业客户付费意愿较强的特点，采用了SaaS的模式，并且聘用了一位白人高管负责市场开发。
目前，Snappy是海底捞等数百家中国餐饮企业在海外的排队预约系统技术商，在创立之初就定位于主流市场，目前服务于1000多个商户。创始人Ricky对加美财经表示，和竞争对手不同，他们采用的SaaS订阅的收费模式很灵活，不是通过商家提成作为经营模式，这为其在疫情期间转向线上点单服务提供了便利，而且公司几乎从拿到第一笔资金开始就是打平的状态，不烧钱。
庞舜心认为，加拿大很适合企业服务类企业发展，投资者也很注重B端客户价值的挖掘，一些大的风投，例如Georgian Partners就专注在企业级技术这一领域。
技术创业的火爆与争议
近年来，凯尔特亚洲接触到越来越多国内“大厂”移民来加拿大的创业者。
IOT Pay的创始人Leo Chen就是其中一个，他曾在蚂蚁金服任职，对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出海相当熟稔，而IOT Pay就是为线上和线下的商户提供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信用卡支付的技术支持，目前有将近一万家商户使用IOT Pay的服务。
得益于加拿大尤其是多伦多地区浓厚的学术氛围，在移民二代和留学生群体中，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类创业者。 在3D扫描、智能硬件、室内地图、清洁技术、支付、教育等领域都能找到华人创业者的身影。
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些全华人创始团队的公司甚至已经悄悄地攻城略地，拿下了政府、大型保险公司等大型客户。这里面的典型代表就是Ecopia.AI，它将地球的高分辨率图像转换为高清矢量地图，从成立2013年成立以来从未对外融资，但据称营收已达大几千万美金。创始人Yuanming Shu原先是南京大学校友，后来来到滑铁卢大学深造地球空间信息科学。
“相较商业模式领域的创业，华人在技术型创业上可以规避掉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消费者习惯、文化背景、营销市场，而且也可以相对容易找到人——华人码农，而商业模式的创世考验招人，也考验管理人，”上述连环创业者说道，而且在一个细分领域做有针对性的技术性切入，也可以从专精、纵深做大。
不过，彭朔枫认为，技术型创业者在将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go to market”)的时候也并非那么容易，“技术强是第一阶段，产品好是第二阶段，但是如何走出市场这一步，做出一个好的pilot(试验项目)，作出一定的销售，再获得第一笔机构的投资，有一定的挑战性，”他说。
在结束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深造后，Enzo Jia创办了Longan Vision，一家结合了热成像技术和增强现实智能眼镜的企业，应用于消防领域。去年三月疫情发生以来，Enzo和他的团队经过内部讨论，很想到了让企业生存下去的方法：帮助政府解决当下的难题。他们找到了一家超市作为试验项目，和传统的手持枪对着额头测体温不同，他们用热成像技术在五米开外给人们测体温，人们甚至不用停下来，而且可以同时测五个人的体温，这一试验项目很快获得了汉密尔顿市政府的注意。
不过，技术领域的创业。也不能太过超前。
王耀在辞任蚂蚁金服工程师后，来到加拿大，找到了本地的技术合伙人，创办了人工智能技术公司Qindom，他希望结合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做出华人的担当”。但目前，王耀据称已经转战另一家人工智能物联网公司luci.ai。
一名投资人指出，量子算法尽管已经成熟，但是围绕量子算法来创业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硬件没跟上，硬件和算法的差距很大，没有办法落地应用。
这名投资人还对记者表示，技术类创业项目还需要面对知识产权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会遇到监管的难题。“在美国，但凡创业者有中国人，可能就会有FBI找你约谈，加拿大相对好一些，但在一些大学里也会有人敲边鼓——不是通过明文规定，而是告诉一些管理级的教授或者学校的管理层，让他们注意和中国的合作，”他告诉记者。
去年12月，加拿大《国家邮报》发表文章称，蒙特利尔大学华裔教授吴柯（Ke Wu）同时在中国三所大学任职，出席过中国政协全国大会，也是华为资助的未来无线技术项目主席，他同时拿到了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机构的至少1700万元的研究资金。这引起了很大争议，认为和中国的学术联系将导致技术转移到中国。
“今年简直爆炸了，国千和省千都很火爆，”上述投资人说道，在“千人计划”申请人数剧增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回到中国这一更大的市场。
而在以往，出于地理、市场、融资的原因，去美国是加拿大创业者的必经之路，中国则是下一站。
每年11月，作为全国最大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之一，杭州的创客天下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创业者加入，而今年的报名规模尤为巨大，报名超过5000家公司，彭朔枫负责的中加奇力中心也为其输送了数十家来自加拿大的创业项目。
彭朔枫认为，浙江的商业环境很好，也有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这样非常大的依托平台和产学研机构，每年会落地很多海外企业，中加奇力创新中心也在帮助更多的北美创业者包括很多华人创业者来到中国，获得奖励政策，落地于更大的是市场。
他尤其看好工业领域的SaaS回国去发展，诸如为汽车供应商等提供零部件质量监控的Eigen Innovations，以及为工厂、医院、学校等工业蒸汽阀提供监测的Pulse Industrial。
在北方硅谷奋斗
由于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素质的人口，加拿大尤其是多伦多地区在近年来孕育了诸多明星创业项目，也吸引了谷歌、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在此设立研发中心和分公司。
但对华人创业者来说，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依然有限。
凯尔特亚洲基金投资的外卖平台饭团一直有着很强的运营数据，但在早期融资融资时遇到一些困难。彭朔枫说，和一些硅谷公司融资方面很厉害不一样，受限于加拿大相对有限的资源，加拿大的很多华人创业者对投融资的理解不够。
“加拿大的科创市场和美国相比较小，很多创业者第一步还是选择去例如Y Combinator等孵化器，去硅谷待一待，在硅谷的创业者，走几步就能碰到一个投资人，创业者可以很快熟悉整个过程，在融资时该如何展示，在term sheet中哪些条款需要纠结哪些不需要纠结，还各方面的顾问和导师给到支持，”他说。
和国内创投行业“看完bp数据就签term sheet”的疯狂相比，加拿大的资本更为保守和谨慎，企业增长速度也会慢一些，不容易出现一夜之间估值剧增的状况。
不过庞舜心认为，加拿大创业也有优势，比如中小企业很容易找到不同的政府和本地创业机构的资助，一些行业大佬通过领英就可以建立联系，帮助新人建立企业家的意识，而不需要专人引荐甚至饭局。
在接触了本地的一些孵化器（诸如伦敦的Western Accelerator、滑铁卢的Communitech、多伦多的DMZ）之后，庞舜心发现，可以直接为华人创业者所用的资源并不多，华人创业者亟需的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和认知也缺乏渠道补充。
于是他和周围的创业者决心建立一个社群，为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建立学徒机制，帮助对接华人最优秀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找到更多的资源和指点。
上述不愿具名的投资人也对记者表示，加拿大的律师和会计师有很多做的也是传统的咨询，给到的很多建议并不适合创业公司。
今年夏天，为了应对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的挑战，政府要求BDC加拿大开发银行为初创公司提供一些帮助。“但他们最终出来的就是强盗条款，有些要求占到清算最优先级，甚至还要求董事会席位和一票否决权，”这名投资人说，这也导致了机构和企业之间长时间的谈判，降低了效率。
这名投资人认为，目前在加拿大滑铁卢地区的氛围其实还不错，创业者、企业、学校、孵化器的交流很多，但要论一个更自由的环境，“还有很多可以继续靠近硅谷的东西”。
从2017年至今，郑柯创办的Startup4Chinese非营利平台已经在多伦多连续办了50多场创业话题相关的活动，接触了数百个话题爱好者的他发现，这边很多华人都有很多身份和职务。
“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不管是兼职、房产经纪，专注all-in的人很少，真正创业的其实只有20来个，”他说，像章鱼一样有很多触角的人很多，但真正的创业者不妨更主动建立更多高质量的联系。
“加拿大和中国最不一样的一点是，这里的创业者更需要和更多的人建立connection（联系），“他说，华人移民的社会资源、消息来源有限，要找到更多的资源，和自己想法接近的人去做事情，就一定要多接触。
伊朗移民Martin是彭朔枫常提到的一个创业者，作为Applyboard的创始人，Martin是一个不折不扣的“hacker&hustler” ——不停地和不同的人沟通，聊到更多的投资人及合作方，和投资机构博弈，这是这家独角兽融资如此快速、成长如此迅速的重要原因。
“他的嗓子一直是哑的，因为他在不停地说话，脑子转得飞快，不停飞硅谷，” 彭朔枫说，华人创业团队也需要花大量精力适应消费者和融资市场，灵活运用国内经验，从内部的公司治理、外部的拓展竞争、融资方面都要不断学习，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
“不断与相关合作方沟通，是华人群体面临的一个持久的问题，大家目前还是比较含蓄，”他说。
杨军也认为，华人创业者普遍存在的表达能力不强的问题，会让他们比较吃亏。 “一个华人和西人年轻人一起开公司，华人最后往往都变成了二把手，成为在后面搞技术的，搞内部运营的人，对外的工作就变成西人合伙人去做的事了，”他说。
上述连环创业者认为，创始人能力和决心的边界决定了华人的创业公司能在主流社会走多远，这里面既包括了创始人对政治、法律、市场、文化、行业、历史的了解和洞察，也考验创业者的初心和原始动机。
“创业者要提升认知，不能给自己贴标签限定自己，觉得只能做好华人市场，”他说。
李丁的看法则是，“和我们当年白手起家相比，现在的创业环境确实明显改善，技术快速发展、融资渠道多元，创业的选择也多了很多。但是越是喧嚣，人就越容易浮躁，反而不容易创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