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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喜欢唐纳德·川普？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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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一个星期五早上，唐纳德·川普因通过伪造商业记录影响 2016 年大选而被判犯有 34 项重罪，我在曼哈顿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与一位科技领袖共进早餐。
他一生都是民主党人，最近却将自己塑造为川普的狂热支持者。
他对川普的定罪无动于衷。
大约一周后，他将前往参加前总统的筹款活动（门票起价：5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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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我在大学期间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脸书，但很久以前，我就离开了加州和创业文化，转而投身于公共政策和经济学。
当我们坐在一起吃着炒鸡蛋、鸡肉香肠和全麦吐司聊天时，我惊讶地发现，
硅谷许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物（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现在都大声支持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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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伴乘飞机前往参加的活动，一个晚上就筹集了 1200 万美元。
这位前总统在硅谷最知名的支持者包括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他们在播客中支持川普，
以及埃隆·马斯克，他创立了支持川普竞选的资金最充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
川普声称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 11 月打电话给他说他不会支持民主党人，尽管扎克伯格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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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将科技向右倾斜归咎于富人的经济利益，但硅谷一直受利润驱动，自 1980 年代以来就没有倾向于共和党。
即使是现在，硅谷仍然以民主党为主，尽管卡玛拉·哈里斯的一些最坚定的硅谷支持者也担心她会如何处理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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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吸引了一些硅谷精英，因为他们认同他。
对他们来说，他因大胆的想法而受到不公正的迫害。
实际上，他也是他们逃避责任所需要的盾牌。
川普可能会威胁民主规范并传播虚假信息；
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但他不会挑战他们开发自己喜欢的技术的能力，
无论社会成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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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导人打赌他们可以通过公众支持和资金支持来说服川普接受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是对的。
他曾是加密货币的批评者，但在加密货币高管向他的竞选活动捐款后，他转而反对监管。
本月，他和他的儿子们推出了一家加密货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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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最近提出了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这是马斯克几周前向他提出的一个想法。
虽然川普在硅谷的盟友可能不多，但他们的支持可能会让他们影响川普潜在的第二届政府——以及共和党——未来几年如何制定科技政策。
他们不仅想影响川普的政策，还想反击拜登-哈里斯政府，他们认为拜登-哈里斯政府不公平地针对了他们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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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联网时代的任何一届政府相比，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女士都更努力地推动科技公司服务于公众利益。
他们的做法的关键是支持初创企业，以平衡科技巨头的主导地位，科技巨头的总市值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拜登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明确表示，“大”公司本身并不坏。
但当它们运用市场力量时，它们可能会不公平地提高价格，缩小消费者的选择范围，降低工资，并阻碍富有成效的竞争带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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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三年中，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对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脸书、谷歌、亚马逊和苹果——展开了诉讼，称它们扼杀了竞争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一项针对谷歌的重大反垄断裁决，这可能会为其他案件创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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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反垄断。
拜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由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领导，他是科技精英反对的另一个目标。
该委员会积极控制加密货币，这是一种被错误命名的产品类别，对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没有实际价值。
拜登-哈里斯政府去年还发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命令，建立了一个框架，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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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行动早就该采取了。
他们指责科技公司导致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政治两极分化、猖獗的虚假信息和隐私侵犯。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阅读有关社交媒体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时，都不想犯下同样的错误，即未能为新技术建立护栏，无论这些新技术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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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技术支持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呼应过去的垄断者，表示他们是狂热进步人士的受害者，这些进步人士希望对该行业进行过度监管。
对他们市场力量的限制威胁着他们业务的增长——并挑战了他们的基本信念，即技术进步本身就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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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安德森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加密货币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他撰写了一份广受讨论的“宣言”，声称“官僚主义、否决政治(vetocracy)[注]、老人政治”的敌人反对“追求技术、富足和生命”。
[注]“否决政治”是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造出的一个政治学概念，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政府或机构内过度使用否决权、“为反对而反对”。福山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已经形成否决性政体。
在对拜登-哈里斯政府几乎毫不掩饰的批评中，他认为那些相信在采用新技术之前仔细评估其影响的人“非常不道德”。
因此，科技巨头们对川普先生怀有某种情谊也就不足为奇了，川普先生把自己描绘成救世主和烈士。
和他们一样，他不想按规则行事，也不想接受对他“更好”美国愿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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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系统，”他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 2024 年竞选时说：“我是一个受害者”，并继续声称司法系统和选举一样被操纵。
他将为各种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而战，甚至（或特别是）那些住在金碧辉煌的豪宅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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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安德森先生这样的论点提供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即在经济和技术进步——由突破界限的商业领袖实现——与无效的官僚监管之间（所做两极化的切割）。
我也是个技术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过去二十年涌现的大量技术而变得更好。
但就像我们需要为汽车制定交通规则、为飞机制定安全法规一样，我们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管理这些新技术，以确保我们喜欢它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而不是听之任之，任由它们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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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共和党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乍一看，科技界和川普之间萌芽的联盟似乎有些奇怪。
包括JD·万斯在内的一群（共和党）经济民族主义者声称希望对科技公司进行更多监督。
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与民主党联手，提议成立一个数字监管机构。
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则提出了一个特别激进的框架来管理人工智能公司。
万斯本人曾表示，拜登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做得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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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总统竞选中，川普竞选搭档关于反垄断的零星言论对候选人本人来说毫无意义。
川普控制着他的政党，而科技界领袖们知道，唯一真正重要的声音是川普最后听到的在他耳边低语的声音（意即川普本人毫无原则，仅凭对自己的阿谀度来做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