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特写文章写道，超过 8 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领养。许多人对领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感到欣慰，同时也很高兴看到该项目的结束。

艾米·卡贝奇最初的育儿经历，与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一样，从中国的一间酒店房间里开始。

2008年，艾米和她的丈夫格雷厄姆·特鲁普在桂林的一家寄养家庭接到两岁的女孩秦淑萍。这对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夫妇等待了两年多才与这个孩子配对成功。

然而，在酒店房间里，小女孩一直在哭泣。

“我哭了，因为我想，我们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艾米回忆道。

十五年多后，女孩儿已成为琼·卡贝奇-特鲁普，是匹兹堡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的新生，参与大学的杂技和翻滚队。

“我过去常常想念我的亲生父母，但现在不再这样了，因为我很开心，我爱我的父母，”18岁的琼说道。“我对我的生活非常知足。”

中国本月宣布几乎停止所有海外收养项目，标志着数代美国家庭参与的领养计划结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1992年项目启动以来，已有超过82,000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一些领养家庭表示，他们很高兴这个项目走到了尽头，认这这是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

尽管大多数人珍视他们的收养经历，但他们也意识到项目中的各种滥用行为，以及将孩子与亲生父母和文化分离所带来的潜在创伤。

许多参与的父母和被领养的孩子，形容这个项目的结束是“苦乐参半”的。多年来，对于成千上万的渴望成为父母的人，尤其是单身人士和同性伴侣，这个项目提供了一条相对简单的组建家庭的途径，避免了其他地方收养过程中常见的繁琐手续。

而且还为有特殊需求的中国儿童提供了海外医疗和经济支持，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6年期间，中国实施独生子女限制。中国的国际收养需求也因此显得尤为突出。收养者被告知，许多孤儿是婴儿女孩，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执行以及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被遗弃了。

然而，项目的声誉在一些丑闻曝光后受到了影响。

有报道称，一些婴儿被人口贩子绑架，或者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被计划生育官员带走。随后，这些婴儿被卖给孤儿院，这些孤儿院又将他们作为孤儿出售给毫不知情、愿意支付相对高额费用的外国家庭。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对孤儿支持资金的增加，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从中国收养国际儿童的数量逐渐减少。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国际收养都涉及有残疾的儿童。

布莱恩·H·斯图伊是三名中国收养女孩的父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这个项目的批判者，并成立了一家公司，帮助中国被领养者收集有关他们收养历史及亲生家庭的信息。

他认为，医疗问题儿童的国际收养仍有必要性，但他对这个项目的终止表示欣慰。

“对于健康的幼年女婴的收养，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存在，”他表示。“这从来都不是必须的。”

许多美籍华裔被收养者也表达了复杂的感受。

被收养的经历通常被形容为既是一种巨大的收获，也是亲生家庭和原生环境的深刻失落。对于国际收养者来说，这种失落感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往往被割离了自己的出生文化和语言。

对于许多美籍华裔被收养者而言，这种失落感更为明显，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确认自己的出生日期、地点，亲生父母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如何来到孤儿院的。

夏洛特·科特小时候就知道她是从镇江的一家孤儿院被领养的。她知道自己当时只有5个月大，是在寒冷的孤儿院托儿所中被裹在厚厚的襁褓中的大约20个婴儿之一。

多年后，科特得知了更多的情况，这是许多美籍华裔被收养者难得的经历：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她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2016年在中国的一次略显尴尬但充满泪水的重逢中，她终于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

她的亲生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告诉她，她的出生在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是违法的，他们将她交给了一名中间人，希望她能被送给当地一户无法生育的富裕军人家庭。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她最终被送往了孤儿院并被外国家庭领养。

然而，与亲生家庭的相见也引发了她更多的疑问。她得知，在自己出生一年后，她的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并将他留在了身边。

为什么她是那个被送走的孩子？如果她和亲生家庭一起长大，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30岁的科特表示，她尽量不去纠结这些问题，并已基本接受了自己的被收养身份。2011年，她共同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连接全球的华裔被收养者。

与其他一些美籍华裔被收养者一样，她对中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她在耶鲁大学主修东亚研究，如今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并多次前往中国进行学习和组织志愿者旅行。

在2016年，夏洛特·科特前往中国，在淮安市外的祖宅见到了她的亲生父母。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岔路，你可能会走向不同的方向，有时你能控制它们，有时你不能，”科特说。“这个岔路恰好特别戏剧性。”

在领养夏洛特之前，布伦达·科特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她听到了一些韩裔美籍被收养者，谈论在美国中西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中成长所面临的挑战。她回忆说，其中一位被收养者描述了自己一直生活在虽然亲近亚洲人却被认为不够“亚洲化”的恐惧中。

“这让我感到深深的触动，”现居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退休知识产权律师布伦达·科特说道。“所以我们尽可能地让我们的孩子们感到舒适，并能自信地说出，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她和妻子露丝安·谢尔曼，将她们的两个女儿（均从中国领养）送去学中国文化课程，为女孩们制作了图书，明确告诉她们在中国有亲生家庭。

她们不仅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还庆祝圣诞节和光明节。

此外，她们还带孩子们前往中国，让她们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出生文化。

然而，其他一些被收养者在很少见到亚裔的地区长大，缺乏应对种族主义的资源和支持，包括在自己的家庭内部。

一些人描述了自己在身份认同上所面临的困扰，以及感到疏离和抑郁的经历。

“很多人叫我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有很多人说我不够亚洲，”28岁的卡米尔·韦斯托夫说。她是一名被白人父母在佛罗里达郊区抚养长大的华裔被收养者。“但我的父母并没有做好抚养一个中国孩子的准备。他们无法帮助我理解我所经历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在中国寻找亲生父母本就困难，而一些被收养者担心国际收养计划的结束。将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艰难。近年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走上了更为威权的道路。为超过150名希望寻找亲生家庭的中国国际被收养者提供服务的公司“我的中国根”（My China Roots）创始人李伟汉（Huihan Lie）表示，曾经可能愿意冒险帮忙的地方官员，如今因担心引起上级不必要的关注而缺乏行动的动力。

一些被收养者，希望中国政府向被收养者散居海外的群体道歉，或者至少承认他们的痛苦和创伤。他们一直抱有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会启动对国际收养计划中的不当行为进行正式调查，就像韩国在2022年对本国的国际收养项目进行调查那样。

关于有医疗需求的孤儿的未来仍存在疑问。中国政府承认，与国际家庭相比，中国家庭传统上对收养残疾儿童的意愿较低。

“这还是一个观念问题。中国的收养家庭仍然希望有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在上海专门照顾先天疾病孤儿的鲁冰花舍寄养家庭工作的任燕（Ren Yan）表示。“所以，如果国际收养结束，将有大量的儿童被困在福利院中。”

任女士表示，她寄养家庭的孩子，主要来自缺乏足够医疗资源的较贫困省份，如河南、贵州和江西。她估计，自2011年成立以来，寄养家庭接收的100名儿童中有一半被领养，几乎全部由美国家庭收养。

自2008年以来，琼·卡贝奇-特鲁普已经进行了11次唇裂和腭裂手术。这并没有阻碍她的成长。4岁时，她开始练习体操，并在高中时期每周训练25个小时。在杜肯大学，她每天从早上6点的力量训练开始。

尽管她的父母在成长过程中努力让她接触中国文化和美食，但现在她将有机会自己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她与室友（也是她的队友，一名同样是华裔被收养者）因亚洲人特有的化妆技巧而建立了联系。

她的下一步计划是加入一个亚洲学生协会。

“我想更多地了解亚洲文化，和更多看起来像我的人在一起，”她说。

她的目标还远不止这些。她已经找到一个出国学习的项目，可以让她在夏天回到她出生的城市——桂林，这座拥有秀丽河流和喀斯特山峰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