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在Project Syndicate的专栏中指出，中国的制造业主要依赖于充足的劳动力和强劲的美国需求。但如今，由于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减少，加之人口老龄化和向服务业的转型等趋势，中国制造业的衰退已经迫在眉睫。

有关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担忧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这并不难理解：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近三分之一，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五分之一。但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制造业的衰退已不可避免。

要理解中国目前的情况，值得回顾日本的近期历史。

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大规模的进入美国市场。然而，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削弱了日本的出口能力，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这一趋势被逆转。

从1985年到2022年，日本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2%下降到5%，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也从16%下降到4%。此外，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大幅下降，从1992年的22%降至2022年的5%。

《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上的日本公司数量，也从1995年的149家锐减至今天的40家。

如图所示，中国在近几十年中走上了类似的上升轨迹，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在1978-1984年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占其对美出口的51%，而中国在2001-2018年间的这一比例为23%。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这一不平衡。通常，一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应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70%，以支持占GDP约60%的家庭消费。

然而，由于1980年至2015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家庭收入受到限制，储蓄率较高，国内需求受到抑制。

因此，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从1983年的GDP的62%下降到今天的44%，家庭消费从GDP的53%下降到37%。相比之下，日本的家庭消费占GDP的56%。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工资正常情况下为60-70美元，中国工人只拿到44美元，而只有37美元用于消费，而日本工人则有56美元的消费能力。

然而，中国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资源，用于支持工业补贴和制造业投资。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回报率高，国际投资者愿意将资金投入其中。再加上约1亿劳动力的过剩，产能过剩难以避免。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中国减少产能过剩并为其人口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唯一选择，是保持巨额经常账户顺差。这就是美国的作用所在：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1985年的1%上升到2017年的22%。在2001-2018年间，美国占中国贸易顺差的四分之三。

中国巨额顺差是美国赤字的镜像。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非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唯一原因，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在1971-2000年间保持稳定在13%，但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急剧下降，到2022年仅为6%。

同样，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也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25%降至2021年的16%。

这些趋势摧毁了从威斯康星州到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美国“铁锈地带”，民众对全球化以及鼓励全球化的“政治精英”越来越不满。2016年，特朗普利用这种不满赢得了选举，并誓言要重振美国制造业，迫使中国改变其贸易做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间接但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而如今，美国政治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始于特朗普2018年关税的对华反击，在拜登总统任内愈演愈烈，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在2024年上半年降至12.7%。

除了失去美国市场，中国还失去了一些本土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以避免美国关税。这种部分转移预示着更大范围的撤退，就像日本制造业在衰退过程中面临的情况一样。

中国越来越像日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力迅速减少和老龄化。据政府数据显示，1962-199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2340万人，而去年这一数字降至仅900万，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被大大夸大。

未来几年，中国的年出生人数可能会降至600万。同时，占中国制造业劳动力80%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上升到去年的4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劳动力比例从11%上升到31%。一些制造工厂已经因为缺乏工人而关闭。

第二，中国的服务业将挤压制造业。

随着中国政府寻求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将增加，一些制造业工人将转移到服务业，而这也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将找到就业的领域。

制造业的衰退可能不会像日本那样迅速，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并且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

但衰退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然而，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这未必会带来国内制造业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