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之后，以色列对加沙断水、断电、断网、断油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和杀戮，制造了罕见的人道危机。根据国际法，集体惩罚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被允许的。
拜登为此事与内塔尼亚胡通了半小时电话。电话后三个小时，以色列就同意增加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开放直接通往加沙北部的过境点。我们等这个电话等了半年！
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给拜登施压，就像美籍巴勒斯坦人泰尔·艾哈迈德医生所做的。艾哈迈德被邀去白宫参加一个专门为穆斯林社区领袖举行的工作会议，但他因对拜登对加沙的态度不满，在传达了自己带给白宫的信息后选择提前退场表示抗议。
尽管面临巨大风险，今年1月已经去过加沙医院服务的艾哈迈德仍计划返回加沙。他说：“真正让我想回去的原因是我意识到加沙地带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包括医护人员，包括援助人员。因为整个世界都背弃了他们，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还有谁会这样做呢？”
让我们以艾哈迈德为榜样，努力去做，游行抗议，捐款，给政客写信，给媒体施压等等，都在为推动哪怕一点点变化而起作用。是的，变化很小，也很慢，这是由目前美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改变。但能推一点是一点。如果每个人都去努力，变化一定会更大些，也更快些。促成改变，每个人都可能是最后那根稻草。
这个世界永远需要有人去负重前行。历史会记载：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拒绝让良知泯灭，尽管无助感让人窒息，尽管一再经历失望，他们不言放弃，坚持声嘶力竭地呼唤正义。
《纽约时报》4月10日的中东危机更新：美国官员称加沙北部饥荒已经开始。（《纽约时报》截屏）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上周三（4月10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任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加沙北部正在发生饥荒。几个月来，援助机构和全球专家一直警告说，几乎所有220万巴勒斯坦人都将很快面临极度饥饿，对加沙北部的情况也都是用“饥荒迫在眉睫”这样的说法。这是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加沙地带已经开始饥荒。
鲍尔说：“在加沙北部，10月7日之前的营养不良率几乎为零，而现在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就五岁以下儿童的实际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率而言，一月份为16%，二月份达到30%。我们正在等待三月份的数据，但我们预计情况在继续恶化。”
鲍尔在作证时还说：“我们没有看到哈马斯对如何发派食品发号施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以色列政府看到哈马斯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听到消息的。”
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之后，以色列对加沙断水、断电、断网、断油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和杀戮，制造了罕见的人道危机。这种对加沙地带全体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注】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注】集体惩罚，collective punishment，是一个法律概念，指针对某一群体成员据称实施的行为而对该群体实施的惩罚或制裁，该群体可以是一个种族或政治团体，也可以只是行为人的家人、朋友和邻居。由于针对的是不需要对该行为负责任的个人，集体惩罚不符合个人责任的基本原则。受惩罚的群体除了居住在同一地区外，往往与犯罪者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不能假定他们对犯罪者的行为实施了控制。在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条约都禁止集体惩罚，更具体地说，《日内瓦第四公约》共同第33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禁止集体惩罚。
这并不是像以色列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的“附带品”，很多行为是以色列故意所为。Boston Review 去年12月一篇题为“对医院的战争”的报道说，“以色列对加沙医疗工作者和医疗设施的袭击是史无前例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总结：
以色列在加沙的这次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行动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次袭击的特点是直接攻击医院和蓄意破坏整个医疗系统：炮击、杀害和逮捕医护人员，直接和间接杀害数百名病人，造成医疗服务不足或完全缺乏适当的医疗服务，以及由于基本药物、水、食物和燃料短缺而使数以千计的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这些袭击清楚地表明，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压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特点：有系统地破坏维持生命的机构。
Boston Review 去年12月一篇题为“对医院的战争”的报道。（Boston Review截屏）
这还是去年的情况。在此之后，以色列破坏了更多的医院、学校、教堂等公共设施，杀害了更多服务于这些公共设施的人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权组织、学者、专家和政客开始以“战争罪”这样的词汇来谴责以色列了。请不要用“一切都是哈马斯造成的”来做幌子，那只是以色列的话术。但这次不管用了。有没有发现，现在人们针对巴以冲突发言已经不需要先谴责哈马斯才可以说正题了？且不论凡事都有因果，不能将历史从10月7日切割，只看那一天，不看之前的所有。哪怕哈马斯真是十恶不赦，以色列也没有权力对加沙人集体惩罚。根据国际法，集体惩罚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被允许的。
鉴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以色列右翼政府拒绝改变策略，继续对巴勒斯坦人实行屠杀，国际和美国舆论开始向拜登政府施压。大家都相信，拜登政府手里握有筹码，可以阻止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但是，六个月来，拜登政府只是对以色列动嘴皮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裁，直到4月1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莱赫(Deir al-Balah)连续3次对正在加沙提供人道粮食援助的世界中央厨房车队进行无人机空袭，造成7名人道工作者全员身亡。
拜登为此事与内塔尼亚胡通了半小时电话。电话后三个小时，以色列就同意增加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开放直接通往加沙北部的过境点。
以色列至今已造成3万多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也包括近200名为加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UNRWA）人道工作人员。这次7个人的死亡为什么会成为迫使白宫稍稍转向，终于开始向以色列施压的最后一根稻草呢？说起来是个很让人寒心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前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而这次被杀的7人中，有6人分属于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加拿大国籍。不要对我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
只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等这个电话等了半年！说实话，这更让人难以原谅！
但现在不是考虑原谅不原谅的时候，因为还有刻不容缓的问题等在那里：以色列还没有兑现做出的承诺。即便以色列真的允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这也只是给濒危的病人一个创可贴，不真正解决问题。拜登并没有表示他会继续进行有实质意义的施压，促成停火，也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真的会对以色列停止军援。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我觉得美籍巴勒斯坦人泰尔·艾哈迈德(Thaer Ahmad)医生的故事非常给人启发。
艾哈迈德是芝加哥的一名急诊医生，他今年1月曾去加沙参与人道救援工作。4月2日，他和另外两个也刚去过加沙的医生，一起被邀去白宫参加一个专门为穆斯林社区领袖举行的工作会议。来自白宫的信息是，这是一个倾听会议，特别是希望从最近刚去过加沙的医生那里了解加沙的真实情况。
但是，艾哈迈事后对媒体说，拜登开始与他对话后，拜登一开始的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到加沙和巴勒斯坦人，艾哈迈德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必须有强烈的动作表示抗议。所以，他在传达了加沙的情况，在递交了一个9岁的加沙孩子给拜登的一封信，在表达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必须是对以色列入侵划的红线后，他提前退出了会议。
艾哈迈德提前退场，就把抗议的信息放到了最大。而且，他与其他两位医生事先就有沟通，他知道，即便他退出了，他们也会把加沙的严峻局势详细介绍给参加会议的人，不会让这个机会白白失去。
泰尔·艾哈迈德在CBS电视台接受采访。（CBS新闻截屏）
艾哈迈德事后在接受CBS电台采访时说，人们希望有一席之地，有话语权，“但它必须有影响力，必须有一定的意义。”作为房间里唯一的巴勒斯坦人，“我觉得我需要离开，我需要至少表达整个美国巴勒斯坦社区所感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他还说，“把我们受到的伤害和背叛表达出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特别强调他的离开代表了他认为拜登在离他们社区而去，那么他有必要让拜登知道，这个社区也会抛弃他。
艾哈迈德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在我看来，有一个人或许可以有所作为，可以阻止这一切，那就是拜登总统。”他认为拜登在阻止以色列继续实施入侵计划方面做得很不够，而他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艾哈迈德说，他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团成员谈过，“他们都认为，如果白宫决定将拉法作为红线，战争明天就会停止。这只需要拜登总统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做。’”
艾哈迈德告诉CBS，尽管面临巨大风险，他仍计划返回加沙。他说：“真正让我想回去的原因是我意识到加沙地带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包括医护人员，包括援助人员。因为整个世界都背弃了他们，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还有谁会这样做呢？”
艾哈迈德还说，他从未看到哈马斯在医院开展活动的任何迹象。他说“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我回来后一直在分享这些细节。我一直在与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分享这些细节。参议员、国会议员，我在离开前对总统和副总统都说过：那里有真实的人，无辜的人和家庭，他们多次流离失所。他们失去了很多，包括他们的家园，他们失去了一切……他们的生计。”
艾哈迈德说的一个细节非常感人。他说，因为加沙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他刚去的时候“完全不知所措。如果不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在最初几天拉着我的手走过来，我将是一个废人，成为他们的负担。我真的就完蛋了。”而这些医护人员都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薪酬，是志愿者，自己的家也没了，但他们每天都来上班，一天又一天……
艾哈迈德真的做到了最好。他不仅身体力行去了加沙，而且不在加沙的时候，他也在到处发声。去白宫参加会议的机会也被他利用到了极限。
也许艾哈迈德最有策略的地方是在接受采访时，对他曾经如何投票，这次会如何投票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他2020年是非常激动地把票投给了拜登，他觉得拜登很可能给中东带来和平。说到这次会如何投票，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接下来的日子是最关键的，要看政府如何动作，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都会影响投票。
这就是智慧。他对拜登失望吗？肯定的！但是，如今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给拜登施压，现在不是图一时之快，说你别想得到我的票的时候。
艾哈迈德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对于一个经历了如此多灾难和人道主义苦难的地方来说，以色列军队入侵拉法的想法是非常灾难性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艾哈迈德希望拜登将拉法作为以色列的红线。拜登会不会这样做？不知道。但艾哈迈德似乎试图在为拜登划红线。
相信很多人会说，拜登早就越过无数红线了。我同意。但是，这是一场政治博弈，而政治博弈往往是你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去谈判。今天的政治环境不是一天造就的，要破其“魔戒”也不是一日之功能够达到。艾哈迈德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把眼光集中在自己还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面，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非常关键。
当然，在做努力的远不止艾哈迈德一个人。就是那个白宫会议也是很多人的不同努力方式才争取到的。本来白宫是打算邀请穆斯林社区领袖去白宫参加庆祝斋月的晚宴，没想到收到的回应是：拒绝。拒绝。拒绝。于是，白宫做了调整，只为白宫的工作人员办一个规模较小的晚宴，同时为像艾哈迈德医生这样的穆斯林社区领袖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
其实，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抗议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以拒绝去白宫来施压，是抗议；去白宫，参与交流，传达信息，试图当面施压，也是抗议；去白宫，但提前退场，以带戏剧性的方式试图达到最大效果的施压，更是抗议。关键是，不存在谁是最正确的，这三种人都有，才是最佳效果。
我们看见的是，孩子们首先行动起来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冒着失去良好工作机会的风险为巴勒斯坦人呼喊，布朗大学的学生甚至举行了一周的绝食抗议。这边布朗大学的绝食抗议刚结束，耶鲁2名本科生和12名研究生也于4月13日开始了绝食抗议。两个学校的学生都是要求学校承诺从“帮助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的武器制造商处撤资。
耶鲁学生做的抗议牌，上面写道：“绝不休止，直到耶鲁撤资”。图源：《耶鲁每日新闻》
很多人给总统、副总统、总统夫人以及各个级别的议员写信，传达反对继续给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要求立即停火的信息。
不少州已经举行了2024年的初选，很多人不仅身体力行投票时选择uncommitted（未承诺，就是说不承诺会在普选时把票投给拜登），还努力宣传，鼓励更多人选择此项。
当然，还有各种捐款，有直接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也有很多间接支持的，包括给反对继续给以色列军援的政客捐款等。
在这次对巴以冲突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等某些主流媒体的表现已经不是不令人满意了，不少时候简直就是背弃了媒体的基本原则，发表带严重偏见甚至不符合事实的报道。这也造成很多付费订户的重新选择。这就是一种施压的方式。
也有人选择以笔为武器，以揭露真相的文章或视频等自媒体作品为巴勒斯坦人助力。这次有好几个新出炉的公众号、视频号，专门盯着巴以冲突这个话题，非常及时地提供了不少关键信息。
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提及甚至不知道的抗议方式和行为，都在为推动哪怕一点点变化而起作用。是的，变化很小，也很慢，这是由目前美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改变。但能推一点是一点。如果每个人都去努力，变化一定会更大些，也更快些。
比如，是500人还是5000人或者5万人游行，效果肯定不同。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3月2日那个周六，数千名反对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抗议者在曼哈顿集会，呼吁停火。那场被组织者称为“全球行动日”的抗议活动，曼哈顿的于下午1点左右从华盛顿广场公园开始。尽管下着雨，抗议队伍仍在不断扩大。23岁的抗议者托娃·格林(Tova Greene)说：“我觉得人们在雨中、太阳下、雪中和雨夹雪中都能出来，这真的很酷。”“看到这么多的人，我真的很受鼓舞，虽然这很烦人，但我们必须这么做。”格林谈到人群时说：“这里挤满了人。就像沙丁鱼一样，但这是好事。”
著名的一生致力于研究大屠杀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教授那天亲自参加了曼哈顿的游行。他说，雨下得真大啊，但没有人离开。整个抗议活动还包括了从华盛顿广场走到时报广场的游行。芬克尔斯坦说5小时的游行居然没有看见队伍变得越来越小。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特别同意芬克尔斯坦说的，这次年轻人成为抗议活动的主力军与越战时年轻人的反战活动有非常不同的性质：那时的年轻人有很大成分是为了自己而抗议，他们不愿意去充当炮灰。而这次年轻人是为了万里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在抗议，尤其难能可贵。
我在微信群里看见波士顿的肖女士经常在群里发参加抗议活动的照片，联系后才知道，她至今已参加了19次抗议活动，包括今年1月13日华盛顿特区的那次。根据维基百科，那天华盛顿特区共有10万至30万人参加了游行，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肖女士告诉我，每当她看到有很多人参加时，她会想到这都是靠每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主动参加，才会有那么大的规模；当她有时看见只有几十个人时，也会庆幸自己来了，因为多一个人就有很不同的效果。她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本文希望传达的意思：每个人都可能是最后那根稻草。
波士顿的章先生（中），肖女士（右）和波士顿环球报记者Tonya Alanez 2023年11月12号在波士顿Copley广场（肖女士自拍）
2023年11月12号的波士顿Copley广场（照片由波士顿的章先生提供）
新泽西刘女士2024年1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的自由广场（照片由新泽西的刘女士提供）
2024年1月13日的华盛顿特区的自由广场（照片由新泽西的刘女士提供）
再举个例子。获奖记者、播音员和畅销书作家迈赫迪·哈桑(Mehdi Hasan)最近创立了一个媒体机构Zeteo。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时，哈桑是MSNBC的节目主持人，但去年11月他的节目被取消。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是美国电视节目中说话最大胆，最敢于揭露真相的，于是，支持他的媒体公司几乎就被看成是支持反对以色列的暴行。
我从微信群里某些人转发的内容可以猜测到，他们订阅了Zeteo。在这里，我呼吁更多人去订阅这个媒体，为Zeteo的成功出一份力。另外，有条件的也挑战自己一下，不要满足于做普通订阅客户，再往前走一步，付个更高的年费，成为Zeteo的founding member（创始成员）如何？
再比如，被邀去白宫吃饭的，如果只是一个人拒绝出席，还会出现白宫重新计划整个活动吗？还有，是2%的投票者选择投票uncommitted还是20%的人如此选择，给拜登的警告力度也决然不同。
所以，如果希望有大的影响，就努力去做。记住，这个世界永远需要有人去负重前行。在那里打嘴仗，无非就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做实事才是最有意义的。
拜登和那些政客的所为，历史一定会记载。我们要做的是，在史书上同时也留下一笔：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拒绝让良知泯灭，尽管无助感让人窒息，尽管一再经历失望，他们不言放弃，坚持声嘶力竭地呼唤正义。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04/03/us/politics/biden-white-house-ramadan-israel-gaza.html
https://www.cbsnews.com/news/thaer-ahmad-palestinian-american-doctor-biden-inter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_b5jzhnj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o6GMhRj-Q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21/world/middleeast/gaza-hospitals-doctors-israel-congress.html
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the-war-on-hospitals/
https://mp.weixin.qq.com/s/hJbQTxQB-pnmmB_e7zjPCg
https://www.nytimes.com/2024/04/04/world/middleeast/biden-netanyahu-call-israel.html
https://www.dw.com/en/israel-gaza-what-are-the-rules-of-international-law/a-67165154
https://www.nydailynews.com/2024/03/02/thousands-oppose-israeli-bombardment-of-gaza-in-manhattan-protest/
https://yaledailynews.com/blog/2024/04/13/students-begin-hunger-strike-to-demand-university-divestment-from-weapons-manufactu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