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的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似乎根本看不到消费的价值。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随着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乏力，”新生产力 “和 “高质量增长 “成了北京近期最热门的经济词汇。

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过度强调投资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包括金融部门的借贷）已升至近 300%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目前似乎陷入了长期的去杠杆化，这正在产生通缩效应。

2021 年之前，房地产和相关产业占全年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国长达数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期的结束，至少意味着浪费性的、以债务为动力的建筑项目正在减少。

中国投资率的下降不应该是一件坏事，这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通过降低超高的储蓄率和增加消费来重新平衡经济的机会。

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强调中国需要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在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例不到 40%，而在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 50%至 60%。

由于中国劳动力减少和现有产能过剩导致投资下降，政府政策应该扶持消费，或至少不阻碍消费发挥更大作用。

但中国政府似乎决心阻止这种再平衡，尤其不赞成向家庭提供现金转移以促进消费的想法。2021 年，习近平主席在一份中国共产党刊物上警告说，要防止 “陷入通过’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听起来与西方右翼政客并无二致。

通过加强养老金、医疗保险或教育等措施，使家庭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将资源从生产者重新分配给消费者的意愿也不强。讨论已久的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村居民在城市永久定居，将大大促进消费，但似乎停滞不前。

中国决策者为促进工业生产而干劲十足，使他们对消费的偏见显得更加明显。但对生产的迷恋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们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职责是利用新的生产力。

但马克思主义者也知道，新技术加剧了不平等，因此必须进行收入和财富再分配，而这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将更多的投资用于新的生产力，而不是同样努力从将资源从资本所有者重新分配给工人和消费者，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近年来，中国的决策变得不再那么务实和以市场为导向。北京的规划者们不再将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相互关联、复杂且具有适应性的系统，而是越来越多地视为一个机械系统，可以通过精确的设计和引导来实现乌托邦式的目标。

社会工程师很难想象消费能产生价值，因为他们认为生产才能创造价值。

偏重生产也符合中国长期以来以出口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但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国内外消费者没有足够的需求，增加供应只会导致产能过剩和价格下降。

中国优先发展的一些新兴产业，如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社会工程师-规划者也受自上而下的经济愿景所驱使。这使得他们对市场作为资源配置、选择可行方案和区分优胜劣汰的机制持怀疑态度。

中国一直实行产业目标制。这在中国经济欠发达、试图追赶日本和韩国等更先进经济体的时候是合理的。但如今，中国经济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也更接近技术前沿。虽然中国大陆仍属于中等收入，但制造业的生产率已接近韩国和台湾等发达经济体。

更发达的经济反过来又意味着官僚们挑选赢家的能力大大降低。

如果社会工程方法强调试错和从错误中学习，那么产业政策犯错的风险可能不会那么大。但社会工程学也倾向于回避证据，抵制实验。这就削弱了社会工程学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进行中期修正的能力。

中国在疫情期间顽固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或许是意识形态化、乌托邦式的政策如何导致越权的最明显例子。尽管到 2021 年中期，病毒显然无法被消灭，而且外部世界已经开始适应与 COVID 共存，但中国政府仍坚持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抑制措施。

后果不仅是浪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而且给经济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创伤，自 2022 年末最终结束疫情管控以来，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就是明证。

动态清零反映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却忽视了其中涉及的成本。国家媒体将中国所谓的安全乌托邦与西方正在上演的医院不堪重负、数百万人死亡的情景进行了对比。

这被当作中国卓越治理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但是，当一项政策被提升到教条的高度，并以高度道德化的措辞来表述时，社会工程师就很难适应新的信息。

当动态清零最终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北京的社会工程师们被迫匆忙而突然地放弃了这一政策，导致了的情况，正是前两年媒体一直在指责的情况。

动态清零的失败，应该成为今天中国工业政策制定者的一个警示，让他们认识到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思想的驱使下，政策的越权和不适应是多么危险。

关于作者：Donald Low 是香港科技大学的高级讲师和公共政策实践教授。他还是校领导力与公共政策行政教育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