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长篇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努力结束债务扩张而赢得赞誉，但很多国家现在却担心来自中国的廉价出口会会像洪水一样涌来，最终可能会让中国重新陷入新的贸易战争。

上周在中国中部湖南省视察时，当地官员被要求向习近平汇报他们加快发展 “新优质生产力 “的计划。

这一口号植根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 2024 年初已成为习近平愿景的简称，这个愿意主要是以先进制造业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本月，在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的一篇长达 6000 字的文章中，这句话被使用了九次，文章还将习近平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性提升到邓小平改革的高度——许多人认为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

习近平的第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强在 3 月早些时候确认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为 5% 左右时，也将经济改革列为政府 2024 年的首要经济任务。

北京咨询机构 Plenum China 的分析师何书静说，这个词的出现是 “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进入结构转型的新阶段”。

她说，这要求走一条原始创新的 “新路”，这有别于以往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道路。

然而，习近平转向高科技制造业，而不是依靠激励措施来促进消费主导型增长的做法，正引起国内外的质疑。

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14亿人口正在囤积储蓄而不是消费，外国直接投资也在减少。国内需求的疲软让人们担心，习近平所倡导的许多高科技产品最终会被倾销到出口市场。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智库卡内基中国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说：”中国必须扩大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这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合。世界其他国家不太可能愿意这样做。”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大部分省级政府，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些债务不可持续，习近平政府终于及时制止了这一现象，赢得了赞誉。但是，他的政府未能找到新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动力，这让人们对这位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所选择的经济方向，产生了更多根本性的疑问。

经济学家们说，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未走出一条不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驱动力的增长道路。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主要的现代全球经济体能在没有为家庭和消费者提供大量支持的情况下，从数十年债务推动的增长中实现软着陆。

在领导中国十二年之后，习近平似乎对这一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正带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未知领域。

国家媒体援引他的话说：”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但我们将继续探索，勇往直前。”

专家们说，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而言，中国是一个例外。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几十年来，投资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25% 左右。在高投资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占比一般在 30% 到 34% 之间。

佩蒂斯指出，二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占比一直保持在 40% 以上。

约三分之二的投资用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过，尽管这些领域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未来可能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支柱。

2021 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公司划定了了 “三条红线”，以解决房地产行业杠杆率飙升的问题。习近平宣布，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三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在非生产性基础设施上花费太多钱的省级和地方政府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查阅的一份文件，中国内阁国务院已禁止 10 个负债累累的省区和两个大城市修建高速公路、政府大楼和其他新项目。另外还鼓励 19 个地区上报负债最多的城市，以便中央政府制定进一步的减债计划。

另一份文件显示，中国西南部省份云南的地方政府已经停止了15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本月，包括中国最北省份省会哈尔滨在内的四个城市被要求削减地下铁路建设。

据彭博社估计，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欠债 1780 亿人民币（约合 250 亿美元），而据高盛称，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欠债 940 亿人民币。解决这些债务预计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佩蒂斯认为，中国政府试图解决 “两大问题领域 “的努力，最终会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他说：”顾名思义，控制这两个领域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急剧减少。从中长期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遏制它是控制债务的唯一途径。”

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制造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填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造成的缺口。

在讲述习近平作为经济规划者的远见卓识时，新华社的文章说到，20 世纪 70 年代，十几岁的习近平在一个农村领导开发了沼气发电设施，取代了烧柴照明和做饭。

文章称，这是利用 “新的优质生产力 “的早期范例。

李总理说，今天的优质生产力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电池这 “新三件套”。根据官方海关数据，去年这些产品的出口额增长了 30%，达到 1 470 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工厂的产值已占到 GDP 的 28%，而全球平均水平为 16%。这些工厂的大部分产出历来都是价值较低的电子和机械出口产品。

但在风力涡轮机和电池材料等众多先进技术领域，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正在计算机芯片、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快速追赶，并瞄准核聚变、量子计算、氢、航天器和生物制造。

虽然专家们注意到北京计划的不透明性——没有为面向未来的产业设定国家级目标，但毫无疑问，一场重要的变革正在发生。他们还指出，这与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实现技术自立和资源独立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伦敦索阿斯大学学者奥利维亚·张（Olivia Cheung）和史蒂夫·曾（Steve Tsang）教授在他们的著作《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i Jinping》中说：”习近平寻求通过一切必要手段的创新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并降低中国经济在潜在西方制裁面前的脆弱性。”

在北京，经济规划者辩称，他们正在努力避免重蹈覆辙，规避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沉重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指出，随着国家财政资源被重新分配用于加强对主要新兴和战略行业的信贷，中央政府将加强监督。

人行正在制定计划，成立一个新的信贷市场部门，旨在引导中国庞大的 4,500 亿人民币银行业为重点领域提供资金。

官方数据显示，这一转变已初见端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 1 月份表示，2023 年绿色贷款、短期科技贷款和长期制造业贷款的增速，将大大超过整体贷款增速。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贷款需求近年来急剧下降。

在中国境外，许多专家和政府官员认为，中国政府日益依赖制造业实现增长的前景，是一个新出现的威胁。

比较产业政策是出名的困难。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将中国的国家支持描述为 “独一无二的高”，估计2019年将达到4,060亿美元，占GDP的1.73%。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字分别为 0.39% 和 0.5%。

美国和欧洲的政界人士担心，如此大手笔的支出将导致中国的低成本高科技出口浪潮，从而取代他们的国内产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分别对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展开了调查，前者针对的是美国人面临的安全风险，后者则指控中国提供了不公平的国家支持。

拜登最近还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更换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集装箱起重机，理由是担心黑客可能会破坏供应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月在北京与习近平和李强会晤后指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从20年前的400亿欧元激增至4000亿欧元，她还强调了包括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在内的一系列抱怨。她说：”欧洲领导人不能容忍我们的工业基础受到不公平竞争的破坏。”

在与中国同行的私下交谈中，美国经济官员警告，如果中国试图通过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来缓解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美国及其盟国将采取行动。

咨询公司 Landfall Strategy Group 的研究主管戴维·斯基林说”全球经济的吸收能力有限”，并警告说，中国扩大高科技制造业 ，”将带来一些真正的地缘政治冲击”。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国际社会的担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在上周的一次吹风会上表示，央行还将注意引导银行避免过度放贷，以免引发产能过剩问题。

在此之前几周，中国商务部和其他八个机构于 2 月份宣布了支持中国电动车海外扩张 “健康发展 “的计划，包括与外国合作伙伴开展更多合作和利用自由贸易协定。

在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背景下，专家们认为制造战略将无法实现中国政府的增长目标。出口已经占到 GDP 的五分之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为 31%。

他们说，如果没有爆炸性的需求，世界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在不收缩本国制造业的情况下吸收中国的出口。

斯基林说，中国不可能 “无限期 “地推行这些政策，并指出出口流已经转向地缘政治上更加 “友好 “的经济体，包括金砖集团的其他成员、东南亚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非洲。

但发展中经济体无法弥补进入发达经济体减少的机会。而且这些国家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内产业被中国竞争对手取代。

在过去六个月里，巴西工业部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倾销指控展开了至少六次调查，产品范围从金属板、预涂漆钢材到化学品和轮胎。越南作为日益重要的全球制造业基地，正在调查中国制造的风力涡轮机塔架的不公平出口指控。泰国指责中国逃避反倾销税，中国公司出口到墨西哥的数十种产品也受到了加征关税的打击。

本月，北京大学两位著名经济学家黄益平和卢锋，罕见地对国内政策提出了批评，并对中国政府计划发出了警告。经济学教授黄益平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说：”自 2 月份以来，有许多批评指出我们的产能过剩，并暗示我们的产业政策可能会影响国际贸易秩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批评）。如果针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势头，那么这将不利于我们下一阶段的发展，尤其是在创新方面。”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驻华经济学家说，黄和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 “畏首畏尾”，”他们本应更强硬地说’这样不行，小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大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做了’，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转向高科技制造业正值国内经济的微妙时刻。自 2022 年底取消严格的大流行病限制以来，金融市场一直在呼吁采取某种以消费为重点的刺激措施，来帮助推动经济增长。

严酷的疫情措施取消一年多后，中国的家庭储蓄仍高达 193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持续感到焦虑。消费需求低迷已将物价推向通货紧缩。

投资者依然谨慎。

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已降至 199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 2021 年年初以来，中国基准股指沪深 300 指数下跌了 32%；同期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了 39%。

专家们表示，经过多年的打击，信心并没有恢复，这些打击对象包括雄心勃勃的商业领袖和快速增长的消费者技术，以及发布与官方说法相悖的经济数据和观点。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级经济顾问称，北京的政策制定者抵制刺激政策，因为他们担心再次出现长达数年的信贷爆发。他说，”过去所有的改革和去杠杆化努力都将徒劳无功……。 他们认为自己仍在处理 2008 年后上一轮刺激政策的痛苦后遗症。另外，在信心依然疲软的情况下，消费需求方面的刺激并不容易。”

索斯大学的奥利维亚•张认为，中国政府的计划需要与习近平重点支持的产业结合起来看，这些产业首先有助于国家安全，其次可以 “使中国变得强大”，从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目标来看，这一计划是合理的。但如果失败，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影响力较小的全球经济体。

她说，习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有利于中国的世界经济秩序，我们才刚刚看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