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特写故事报道说，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以色列残酷的报复战争杀死了加沙有前途的人才，摧毁了教育系统。学者们警告说，人才流失将随之而来，新一代年轻人可能更激进化，英国学者认为这是以色列故意为之。

今年本应是亚西尔·奥斯塔兹在加沙城爱资哈尔大学工程专业毕业前的最后一年。但在 10 月 7 日，也就是 2023 年开学整整一周后，他完成学业的希望破灭了。

来自加沙北部的奥斯塔兹现在住在加沙最南端拉法小镇的帐篷里，那里有 100 多万面临饥荒威胁的人挤在一起寻求避难，以躲避以色列对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的报复行动。

对于被困在被以色列轰炸了五个月的飞地的 230 万加沙人来说，生存是当务之急。但许多人对炸弹停止落下后的命运仍然焦虑。

奥斯塔兹说：”我们的家园和大学被摧毁后，什么都不剩了。我想过离开，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 “一百万个问题 “在他脑中嗡嗡作响，却没有答案： “我在大学度过的岁月在其他地方还能算数吗？我还能旅行吗？我能凑钱去吗？

战前，加沙有 800 多所学校和 17 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至少六所大学，但多数已被损坏或完全摧毁。

奥斯塔兹就读的爱资哈尔大学，由阿拉法特于 1991 年开办，因课程设置和男女同班而被认为是加沙较为自由的大学之一，现在大部分建筑都在以色列的空袭中遭到破坏。

由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资助、位于附近的穆格拉卡（Al-Mughraqa）的第二校区，已成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建筑里住着成千上万寻求庇护的流离失所者。

像奥斯塔兹这样的数万名学生，以及该地区 60 多万名被中断学业的儿童的家庭，看不到短期内恢复学业的希望。

对于加沙不成比例的年轻人（约 65% 为 24 岁或 24 岁以下）来说，重返课堂将是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对未来的影响是严重的。

学术界警告说，战争对加沙教育系统的破坏是一场灾难，将进一步摧毁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以色列的进攻不仅夷平了数百所学校和大学，还杀害了许多受过教育的加沙人，包括学生、青年专业人员、文化界人士、教师和大学教授。

有人说，这给巴勒斯坦社会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比尔宰特大学人类学教授阿拉·阿拉泽说：”加沙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重建生活的能力已被摧毁。看看被杀害的教授人数就知道了。既定的学术研究已被摧毁。这不仅仅是重建物理空间的问题，也是重建能力和学术培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灭绝’，社会的毁灭。”

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中识字率最高的人群之一，尽管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了数十年，并遭受了长达 17 年的封锁。

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23年9月的数据，巴勒斯坦的识字率接近98%，与富裕的海湾国家相似。文盲率已经从 1997 年的 13.9% 降至 2023 年的 2.2%。

教育是 1994 年《奥斯陆协定》中以色列向巴勒斯坦移交的首批部门之一，在社会中备受推崇。

爱资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姆海马尔·阿布萨达说，加沙的大学提供各种学科的学位，许多毕业生不顾限制，设法在西方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回来工作或教书。

他说：”巴勒斯坦人历来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巨大。自哈马斯控制加沙以来的 17 年里，高失业率阻碍了一些年轻人攻读大学学位。但对于想要改变生活的女性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但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岌岌可危。除了基础设施被以色列彻底破坏，生命的丧失还使加沙社会更加贫困，因为很多最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死在以色列的报复杀戮中。

这些人中包括像 28 岁的迈萨拉·阿尔雷耶斯这样的年轻医生，他在伦敦国王学院完成了由著名的英国切文宁奖学金资助的硕士课程。他本可以在海湾地区或欧洲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但他却选择回到加沙，在那里为国际慈善机构世界医师协会工作。

急诊医学教授马德斯·吉尔伯特在爱资哈尔大学教过阿尔雷耶斯，后来成为朋友。他们俩发起了一个项目，培训医科学生为普通市民提供救生急救课程。

11 月 6 日，阿尔雷耶斯在以色列的一次空袭中丧生，同时丧生的还有他的父母和其他亲属。

同样，年近三十的项目管理专家塔里克·塔贝特放弃了在加沙以外的生活，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塔贝特在 2021 年获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他把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发展的机会，称为 “改变人生的旅程”。

2022 年回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加沙青年企业家的工作中，指导应用科学大学学院的企业孵化器。据他的朋友估计，塔贝特帮助数千名年轻人找到了工作，这是加沙地带年轻人的生命线，那里的失业率高达 70%左右。

10 月 29 日，塔贝特和他的几十位家人在以色列对他们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家的空袭中丧生。

还有 14 岁的卢布娜·阿利安，她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11 月 21 日，她姑姑位于加沙市南部努塞拉特的房子遭到空袭，她和数十名家人在空袭中丧生。

这名就读于加沙爱德华-赛义德国立音乐学院的女学生，以勤奋和精湛的技艺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因此与巴尔的摩和美国交响乐团的前成员汤姆·苏亚雷斯等国际音乐家一起上课。

萨马尔·阿舒尔是一名教师，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从加沙市流落到拉法，”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岌岌可危”。

她试图和孩子们一起复习功课，但她说最小的孩子，一个六岁的女孩，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学习热情，因为她的一个亲密朋友被杀害，她惊恐万状。

女孩说：”我不想上学，也不想去任何地方。我只想和你们在一起，这样当我们被炸死时，我们就可以死在一起了。”

根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共同领导的联合国和其他援助组织组成的教育小组的一份报告，加沙的教育基础设施在战前就已经面临压力。

学校实行两班制以满足需求，教室拥挤不堪，上课时间被缩减。

报告说，目睹频繁冲突的恐怖也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影响，甚至在10月7日之前，五分之四的儿童就生活在 “抑郁、悲伤和恐惧 “之中。

现在，战争导致加沙的 813 所学校停课，这些学校共用 563 栋校舍。教育小组表示，约 76% 的校舍遭到破坏，其中许多遭到严重破坏。此外，数百所学校现在收容了流离失所者，即使在停火后，这些人也可能继续在那里避难，因为他们的家园已被摧毁，无处可去。

教育基础设施需要全部重建。教育小组估计，这至少需要 8.55 亿美元。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命运，这个机构是在加沙开展工作的最大的联合国机构，管理着183所学校，为大约3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在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13000名员工中有十几名参与了10月7日的袭击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冻结了对该机构的资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已解雇了这些员工，联合国也已对指控展开调查（编注，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外长后来称没有义务提供证据）。

联合国官员说，近东救济工程处如果消失，将给加沙的教育系统留下一个难以填补的巨大缺口。

大学也是以色列轰炸的目标。加沙的六所主要大学中有五所被完全或部分摧毁。其中包括被完全摧毁的哈马斯下属的加沙伊斯兰大学，这所大学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大学之一，拥有约2万名学生，以色列称该大学是哈马斯工程师的 “中央培训中心”。

大学校长索菲安·塔亚是光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多产学者，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也在空袭中丧生。

以色列声称正在调查拆除加沙城南部伊斯拉大学的事件，这大学在被以色列士兵用作基地70天后，于1月17日被炸毁。这是一所独立的私立非营利机构，成立于2014年，其座右铭是 “向专业化转变”，约4000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医学、工程学、金融学、法律和人文学科。

以色列士兵们拍摄的戏剧性视频片段，显示了整个校园在浓烟和尘土中倒塌的瞬间。

据巴勒斯坦官员称，加沙还在悼念约 95 名遇难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 77 名博士和 3 名大学校长。

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国际法和人权的以色列教授内夫·戈登说，摧毁加沙的教育系统将导致这一地区的 “去发展化”，他和英国中东研究学会的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以色列蓄意采取的政策。

当然，以色列坚称，只针对与哈马斯有关的建筑物。

戈登说：”袭击的系统性、被杀教授和被毁学校的数量都表明了以色列的意图，造成破坏和死亡导致人才流失”。

虽然没有人确定加沙领土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表示打算直接实施安全控制——但学者们一致认为，合格人才很可能会外流。

加沙生活各方面受到的打击，将使那里的生活很难恢复。许多分析家预测，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极少数中产阶级成员将到国外寻找机会。

对于大学生来说，加入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社会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比尔宰特大学的阿拉泽所指出的，以色列对行动的限制，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无法进入其他被占领土的教育机构。

爱资哈尔大学的阿布萨达说，人们会 “寻找其他去处。即使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为了正在失去的这一代人”。

他估计会有数万或数十万人想要离开，”显然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但也许他们会采取非法移民的方式。”

阿布萨达补充说，自2007年以来，已经有数千名年轻人 “因为贫困、失业和缺乏机会而移民”，前往土耳其和欧洲。

即使能够实现停火，重建加沙的教育系统（未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首先，由于住房和电网遭到破坏，甚至无法复制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体验。大多数加沙人居住在帐篷或避难所中，无法使用互联网。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誓，在 “加沙非军事化 “以及教育和宗教言论方面的 “全面去激进化计划 “之前，不会进行任何重建。

但阿拉泽说，以色列更有可能得到与它想要的结果完全相反的结果。他说：”将会有更多的抵抗和更多的激进化。我不知道人们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创伤，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以集体的形式出现。”

爱资哈尔的阿布萨达也担心战争会导致新一代的激进化。他说：”那些在全家被杀后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

逝去一代的剪影

哈利玛·卡鲁特，艺术家 1994年出生

卡鲁特从未忘记加沙日常生活的艰辛。她将这些经历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精心制作绘画、壁画和雕塑，探讨加沙的生命权和医疗权以及妇女边缘化等主题。

在一次展览中，她用硬纸板制作了巨大的日常用品和锋利工具的雕塑，”以表明这些工具虽然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如果用在人身上，也会让人感到痛苦”。

她说，这种想象中的暴力与加沙被占领后的现实生活相差无几。

卡鲁特当时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她有着向世界展示自己艺术的伟大梦想。

“我们正在一天天失去一些最具创造力和天赋的艺术家，他们为被围困的加沙社区带来了美丽、理智和治愈，”在得知她于 10 月 29 日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后，她绘制最后一幅壁画的大学的校长写道。

诗人兼教育家雷法特·阿拉里尔，1979 年出生

雷法特·阿拉里尔是加沙文化界的中流砥柱，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充满灵感的教育家和热爱莎士比亚的激情诗人。

据作家杰哈德·阿布萨林在《民族报》上发表的悼念文章称，作为加沙伊斯兰大学英语文学和创意写作的教授，他将英语视为 “解放和赋权的工具”。

阿拉里尔与他人共同创办了 “我们不是数字 “组织，让巴勒斯坦青年作家与国外资深作家结成对子，担任导师。他编辑了两部英文作品集：《加沙回信》（Gaza Writes Back，2014 年）和《加沙无声》（Gaza Unsilenced，2015 年）。

2014年，以色列在一次袭击中杀死了他的兄弟和其他亲属，从此他对以色列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告诉 BBC，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是“合法的和道德的”，BBC则谴责这是一种恐怖攻击。。

12 月 7 日，阿拉里尔在对加沙城的袭击中丧生，同时丧生的还有他的几位家人。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都健在。苏格兰演员布莱恩·考克斯朗诵了阿拉里尔的遗诗《如果我必须死》，这首诗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分享。

西林·穆罕默德·阿塔尔，产科医生 1984 年出生

西林·穆罕默德·阿塔尔是一名妇科医生和产科医生，曾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工作，这个机构为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迄今为止，至少有 165 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战争中丧生，她是其中之一。

她毕业于耶路撒冷圣城大学，曾在加沙、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执业，她的敬业精神和对病人的同情心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加沙卫生项目负责人加达·贾巴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好、最棒、最人道的医生之一。”

阿塔尔和她的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在10月11日对加沙中段al-Bureij难民营的轰炸中丧生。

阿亚特·卡杜拉，视频博客作者 1996 年出生

卡杜拉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上写道：”只有相信自己。”

卡杜拉在战前就已成为一名视频博主，从巴勒斯坦草莓到政治中的女性，她在镜头前游刃有余。以色列发动进攻后，她转而为阿拉伯世界的追随者们记录巴勒斯坦人在轰炸下的艰苦生活。

她住在加沙北部，那里是以色列最初发动最猛烈攻击的地方，随着战争的 “恐怖噪音 “离她家越来越近，她发布的视频也越来越令人不安。11 月 20 日，在她含泪描述的可能是她的最后一段视频中，她说周围的场景 “极其恐怖”。

卡杜拉和她的几个家人在那一天被杀害。

哈曼·阿洛，肾病专家  1987 年出生

在注意到家乡加沙急需肾病专家后，阿洛接受了肾病专家培训。在国外学习 14 年后，他于两年前回到家乡，在飞地最大的希法医院工作。

战争爆发后，阿洛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一次 “现在就民主”（Democracy Now）采访中，当被问及以色列军队开始将平民赶出加沙北部时，他为什么不逃往南部时，他回答说：”如果我走了，谁来治疗我的病人？…… 你以为我上医学院是为了只考虑自己的生活吗？”

11 月 11 日，阿洛在值班间隙去岳父母家休息。他在以色列的一次空袭中丧生。

希巴·阿布·纳达，诗人 1991 年出生

战争开始后，阿布·纳达做了她一直在做的事情，写作。她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她的新诗片段和单行本，这些都是被围困生活的缩影。

这些诗歌广为流传，吸引了国际社会对这位在家乡加沙内外早已声名远播的诗人和小说家的关注。在她遇害前发布在 X 上的最后一首诗中，她用阿拉伯语写道：”除了火箭的光芒，城市的夜晚是黑暗的；除了炸弹的声音，城市的夜晚是安静的；除了祈祷的安慰，城市的夜晚是恐怖的；除了烈士的光芒，城市的夜晚是黑色的。晚安，加沙。”

阿布·纳达在 10 月 20 日以色列对她位于汗尤尼斯的家的空袭中丧生。她当时 3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