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远奇

新冠疫情使价值2.5万亿美元的全球时装业陷入危机，时装产业被迫关闭商店、裁员、甚至申请破产。《纽约时报》发文，揭示了新冠疫情下这一看似光鲜的产业如何变本加厉地剥削本就在贫困线边缘挣扎的制衣工人。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商业模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世界不得不面对两个巨大的挑战：新冠疫情，以及由疫情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两个挑战都给经济脆弱的工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本来就不得不面对低工资和较少的社会保障。如今他们的困境暴露了全球化的世界上许多角落普遍存在着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其中也包括时装业。

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表明，时尚业是多么依赖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以及这种依赖关系在疫情时期可以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世界银行警告说，到2021年底，可能有多达1.5亿人因疫情而重新陷入极端贫困，因此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当疫情在全球蔓延，封锁隔离使世界陷入瘫痪时，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工资极低的服装工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由于时装供应链被打乱，付款被冻结，订单被取消，越南、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工厂主遭受了沉重打击。许多工人被无薪遣送回家，任由他们在这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中自生自灭。

随着疫情的持续肆虐，人权活动家也让人们注意到，时装业在煽动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已成为中共执政者打压的对象；多达100万人被拘留，他们被迫放弃传统生活方式，勒令强制劳动。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从2017年到2019年，至少有8万人被调离新疆，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他们无法离开，受到监视。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即使该国面临着疫情的威胁，这些被迫的迁徙在2020年几乎仍在继续。7月，一个名为 “结束维吾尔族强迫劳动 “的国际组织联盟公布了一些时尚品牌的名字，该组织认为这些品牌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其供应链与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力无关（中国约85%的棉花来自新疆，占全球产量的近20%）。

不仅仅是亚洲的服装工人在挣扎。7月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中部城市莱斯特一家为超快时尚零售商Boohoo制作衣服的工厂里，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有3.5英镑，即4.64美元（约30人民币）。在英国，25岁以上的人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72英镑。

据争取工人权益的非营利组织“标签背后的劳工”（Labour Behind the Label）称，在疫情期间，莱斯特的几家服装厂仍然开工，几乎不考虑社交隔离措施；一些员工说，即使他们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也被告知要去上班。

总的来说，低薪工人的前景很严峻，尤其是在整个世界与致命疾病作斗争的时候。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穷人死于新冠的可能性比富人高得多。在美国，疫情对低收入成年人的经济影响最严重。

2016年，在Voices举办的时尚产业创新者聚会上，荷兰趋势预测师艾德库问道：“一件衣服怎么可能比一个三明治还便宜？ 一件需要播种、种植、收割、梳理、纺纱、针织、裁剪缝合、加工、印刷、贴标签、包装和运输的产品，怎么可能只需要几欧元？”

这个问题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棉花、纺织和服装业就已经与劳动剥削结紧密相连。长期以来，时装业一直向人们支付低于生活水平的工资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专注于以不可持续的价格销售大量服装的商业模式，给服装创造者的回报越来越少。

以孟加拉国为例，该国有400万服装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收入只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一点：每月只有8000塔卡，即不到100美元。倡导工资公平的人士说，要让工人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需要两倍的工资。

即使是最顶级的时尚品牌也参与了对其供应链中最弱势工人的剥削。像迪奥和圣罗兰这样的奢侈品牌，经常会将服装转给印度的分包商，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复杂的刺绣和装饰品。受雇从事这项工作的高技能工匠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事实上，一些雇佣公司往往会在欧洲进行服装的最后拼装，并误导性地将其标为 “意大利制造 “或 “法国制造”。

有人说，人的真实品格是在对应危机的反应中展现出来的。2.5万亿美元的全球时尚产业面临疫情的挑战也是如此。疫情导致其收入大幅下降，零售商纷纷申请破产，消费群体也不稳定。《时尚商业》和麦肯锡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我是其中一个作者，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年底，时装业将萎缩高达30%。

时装业能否借当下的紧迫性，向好的方面转变？

该行业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彻底改革从根本上就不公平的商业模式。解决的办法不是取消合同，将生产线转移到当地工厂，用机器取代人类，而是将有意义的资源用于改善该行业最基本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时装公司在规划漫长的复苏之路时，应牢记这些为我们做衣服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