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huffingtonpost
作者：Laura Paddison
他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即使是申请工作也真的很难”，因为他负担不起寄出申请书的费用。
一个月21美元，看起来不像是改变生活的一笔钱，但对丹尼斯·奥蒂诺·阿纳姆来说，他的生活因此而有了变化。
这位40岁的教师住在肯尼亚西部的邦多镇外，他说，“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我终于可以得到一些生活中很基本的东西了。”
钱每个月都会转给他，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可以随意花。
以前，阿纳姆在一家小酒吧打工，靠养山羊和鸡赚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给自己、妻子和四个孩子买完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即使是申请工作也真的很难”，因为他负担不起寄出申请书的费用。
2017年，当阿纳姆开始收到这笔钱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寄出了一大堆申请书，并在附近的一所高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钱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也改变了他的家。每个月，他和他的妻子(也会收到这么多现金)会坐在一起做预算、设计划，想想如何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
阿纳姆以前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觉得自己的压力已经消散了，“这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和谐。”
阿纳姆和他的妻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运行时间最长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计划的受益者。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直接给予（GiveDirectly）”的领导下，这个计划向肯尼亚两个非常贫困的县——阿纳姆居住的西亚亚县和波米特县的22500人，提供了各处方式不附带条件的资金。
最终的目的，是看看当你把钱放到穷人手，让他们自由决定如何花钱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确实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险，”她说。“如果确实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还有后备手。”
给人们提供基本收入的想法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所谓基本收入，应该满足你的基本需求，并起到缓冲作用，所以无论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疾病、失业、自然灾害、流行病——你都应该有足够的钱来生存。
就其最纯粹的方面来说，UBI是通用于所有人的，并非基于收入或财富等标准。它是私人的、无条件的，这意味着获得这笔钱的人不需要去克服什么障碍，也没有如何使用的限制。
基本收入，并不是强迫人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工具，而是帮助人们获得生活基本尊严的一种手段。
肯尼亚的这个项目符合所有这些标准，于是成了UBI界的一件大事。
“我们不会检查你是富是穷，”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副教授塔夫尼特•苏瑞表示，是“直接给予”组织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
“直接给予”的受助人推广主任卡洛琳·泰蒂说，三年多来效果很好。受惠者更健康，更少饥饿。他们有一个财务上的安全网来承担风险和创业。社区的韧性也增强了，人们愿意集中资源进行更大的投资，如自来水和更坚固的住房。
当新冠来袭时，这对人们的应对能力和UBI都是严峻的考验。5月到6月期间，研究人员开始打电话给受助人，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们是否能得到足够的食物？他们的收入是否下降了？
最终的研究规模很小，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但发现令人鼓舞。苏瑞说，虽然生意带来的收入大部分消失了，但那些获得基本收入的人拥有的生意并没有崩溃，和其他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研究人员还发现，接受UBI的人不太可能挨饿，而且对他们身心健康的改善也没有受影响。苏瑞说:“你可以看到UBI的这些影响，贯穿了整个危机。”
这些结果可能会让我们深入了解，全民基本收入在抵御一系列冲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是这种现在或者未来的疫情，而且还有正在到来的气候危机，这些问题始终对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人造成最严重的影响。这是苏瑞在肯尼亚计划中测试的一个想法。
“我们确实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险，”她说。“如果确实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还有后备手。”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旧的观点，“穷人们无所事事”，基本收入计划还成了人口增长和生产率的背锅侠（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最近的一项分析，这种指责是错误的）。
最早的基本收入计划远在1795年。在伦敦以西大约60英里一个名为姆兰的地区，糟糕的收成、飞涨的食品价格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于是当地官员聚集在酒吧制定了一个激进的计划：给人们发钱。
政府的资助增加了居民的收入，确保他们能够支付基本生活费用。如果食品价格上涨，补贴也会增加。
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方法奏效了，人们没有那么饥饿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旧的观点，“穷人们无所事事”，基本收入计划还成了人口增长和生产率的背锅侠（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最近的一项分析，这种指责是错误的）。
计划在1834年被关闭，收入再不会有下限，人们重新陷入贫困。
虽然姆兰的计划只持续了几十年，但它留下的遗产却是长久的。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基本收入计划似乎正在重获支持。1969年，尼克松出人意料地成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盟友，计划让每一个美国四口之家每年从国家获得16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5万美元)。但他拿到了一份报告，其中对姆兰计划的分析很负面，说那是一场灾难。尼克松被吓到，在他的计划中附加了一个工作要求。
这个提议最终被否决了。
20世纪70年代，基本收入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和加拿大兴起，其中包括1974年至1979年在加拿大农村开展的“Mincome”项目，该项目保证当地家庭年收入达到今天的1.6万加元(1.2万美元)。
几十年后，经济学家伊芙林偶然发现并重新研究了Mincome计划的数据，发现最终住院率下降了8.5%，精神健康得到改善，高中毕业率也提高了。
“对很多人来说，仅仅去市场上找一份工作，就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生活是不可能的。”
但是，自姆兰实验破产以来，一直在影响政策制定的是那种成见：贫穷是因为不愿意努力工作。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神话，却忽视了经济现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停滞不前，工作早已经不再是摆脱贫困的可靠途径。
即将离任的加州斯托克顿市长迈克尔•塔布斯，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实施一项基本收入计划，他说，“我们知道，人们在工作，还是很贫穷。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工作的穷人。”
美国的不平等已经攀升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这种情况对有色人种尤其不利：美国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只有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
现在经营着非营利组织“人类前进（Humanity Forward）”的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竞选2020年总统提名时提出的政策是，每个美国人只要活着就能每月获得1000美元，他说，“对很多人来说，仅仅去市场上找一份工作，就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生活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仍然在做大量的无偿劳动，比如照顾小孩和脆弱的亲属，或者做志愿者，这些对社会非常有价值，但却没有得到经济上的认可。
近年来，要求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声越来越高。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如扎克伯格和马斯克，都想利用这个概念，来缓冲日益增长的自动化对工作者造成的伤害。据预测，自动化将夺走数百万人的工作。
但直到疫情，才将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推向主流。
新冠肺炎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其中许多工作岗位永远消失了，还暴露了一个经济体系的残忍。在这个体系中，一个人获得基本生活——食物、住房、医疗——的能力取决于有没有一份工作。
而疫情只是众多破坏因素中的一个。人们在努力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的同时，还面临着野火、飓风和旋风——气候变化使这些灾难变得更加频繁和极端。
突然之间，给人们钱的想法似乎不再那么激进了。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人尝到了基本收入的滋味，在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一次性给美国人1200美元的刺激资金。今年5月，西班牙推出了面向85万低收入家庭的全国基本收入计划。加拿大、苏格兰、印度和其他国家已经讨论了基本收入的不同版本，以应对新冠疫情。
“大流行是一个导火索。”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发展研究教授、基本收入全球网络联合创始人盖伊•斯坦丁说：“这是一场等待以久的危机……它证明我们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有韧性。”
他说，有太多的人，“生活在不可持续债务的边缘。这是你的生活，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
基本收入受惠者会停止工作的担忧，和认为这些钱会被用在糟糕的地方一样，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维吉尼亚·梅迪纳知道支离破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位加州斯托克顿居民和她的丈夫，长期以来都在健康问题和债务中挣扎。当她发现她每个月可以得到500美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消费时，“我只是说，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我需要什么，而且它在正确的时间出现了。”
2012年，斯托克顿成为美国宣布破产的最大城市。但在市长任期内，塔布斯让这座城市出名，也是因为推进了一项收入保证项目。自2019年2月以来，这个项目一直在向125名收入低于本市收入中值的人提供资金。
对维吉尼亚·梅迪纳来说，额外的资金是救命稻草，“我可以去商店买到需要的东西，而不用担心，‘哦，天哪，我又收到了账单，我该怎么办?’”
她终于付得起医药费，可以去看望住在俄勒冈州生病的姐姐，还一直在偿还债务。到2021年1月该项目结束时，她预计将清偿自己的所有债务。
塔布斯希望他的计划能够消除批评者大力宣传的一种误解，即人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位市长说，这种信念通常根植于种族主义，“人们不愿意让其他人——主要是有色人种、黑人——在财务决策中发挥作用。”
斯托克顿试验的结果表明，人们把钱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超过40%的钱用于食品，12%用于水电费，9%用在与汽车相关的开支上，比如燃料和维修，剩下的则投入到医疗保险、服装和娱乐上。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会被浪费的假设，被试验结果所证伪，也触及了许多基本收入倡导者所指出的、经常被忽视的核心问题——给穷人钱能直接支持当地经济。
“那些给出去的资金马上就会回经济中，”杨安泽说，“以杂货账单、日托费用和汽车修理的形式，所有这些活动最终都会产生或维持就业增长。”
世界各地开展的基本收入试点，已显示出一系列不那么切实、但同样有意义的积极成果。2017年至2018年期间，芬兰随机抽取2000名失业人员，每人每月获得560欧元(640美元)。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受助人的就业率在统计上没有显著上升，但与对照组相比，受助人更有安全感，面对的抑郁和孤独感更少，对政策制定者和机构的信任度更高。
基本收入受惠者会停止工作的担忧，和认为这些钱会被用在糟糕的地方一样，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中央邦进行的一项基本收入试验发现，6000名受惠者中的酗酒人数下降了——这与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一致。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本收入不会导致香烟和酒精等“原罪产品”的支出增加。
印度中央邦的受益者们买了山羊和鸡，以销售鸡蛋、牛奶和肉；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依赖下降了；人们加固了房屋，修建了厕所，改善了卫生条件，这对女孩尤其有利(她们经期能使用清洁设施使她们更容易上学)。
“这是一个巨大的解放效应，”印度性别研究和倡导中心负责人梅塔说，“这些都是永久性的改善，人们可以更好更有弹性的生活。”
一些人希望，基本收入甚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应对气候危机。杨安泽说，“如果你想给人们提供资源，比如避开风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钱放到他们手里。”
基本收入计划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斯坦丁教授认为这可以帮助建立一个低碳经济。虽然目前仍缺乏对基本收入计划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但斯坦丁教授表示，它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从工资低、工作条件差或通勤时间长的工作中转移到 “我们所重视的工作形式，这些工作是无偿的，如护理工作、志愿工作和社区工作”。
他补充说，这些工作对环境更好，对社区也有促进作用。
他正在该市启动一项基本收入试点。但他说，疫情表明，在最需要的时候，钱是可以找到的，“这不是预算问题，这只是优先事项问题。”
对基本收入计划最常见的批评是成本。
经济学家和倡导人士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筹集资金的计划，为基本收入计划提供资金。政府可以削减一些现有项目或扩大赤字。一些人，比如斯坦丁教授，呼吁发展庞大的国家资本基金——比如在阿拉斯加，每个居民每年都能从该州石油经济的收益中获得分红。税收也是一个办法：惩罚污染者的生态税，对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征收的财产税，以及土地税。
但对于许多“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来说，“我们怎么能负担得起?”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米娅·伯德桑是一名作家、活动人士，也是关于基本收入的播客系列节目“绰绰有余”的主持人。她的回答是：“你他妈的在跟我开玩笑吗?”
她说，“我们从来不会这样问军事或太空计划、或者为每位总统提供一直到死的安保费用。但是，当涉及到住房、食物、教育和医疗等人类最基本需求时，我们就开始感到毫无头绪了。”
圣保罗市长梅尔文卡特说，“我们一直在担心钱的问题，试图找出能做的最便宜的事情。”
他正在该市启动一项基本收入试点。但他说，疫情表明，在最需要的时候，钱是可以找到的，“这不是预算问题，这只是优先事项问题。”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需要更多数据，特别是关于基本收入计划在高收入国家的影响的数据。
“全民基本收入有很大的好处，这是一种解放效应，”麻省理工学院苏瑞教授说，“但它可能会被一些负面影响抵消。”她举例说，如果市场供应跟不上新的消费需求，商品价格可能会上涨。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向绝对贫困人群提供资金，就可以显著减少贫困，但福利制度的存在使高收入国家的效果变得复杂。在这些国家，基本收入是应该取代社会保障体系，还是应该作为它的补充而存在？
一些右翼支持者，如有争议的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呼吁废除福利国家制度。还有一些人，比如杨安泽，希望只有一些社会保障项目能继续与全民收入计划合作，而不是全部。
“基本收入是一个很好的简单的词，但它非常复杂，”芬兰基本收入试验的科学负责人奥利·坎加斯说。“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是特例。”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于尔根•舒普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数据来进行辩论。
他正在领导德国一项新的基本收入试验。舒普对基本收入争论的两极分化有点失望。他说，人们坚持认为，要么基本收入很容易实施，要么它太过复杂，根本行不通。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需要找到答案。他坚持说，因为“我们缺乏乌托邦的理念”，而国家总是无法为本国人民提供经受一次又一次冲击所需的韧性和安全保障。
疫情重创了健康、经济和人们的生计，使更多的人变成了“有工作的穷人”——有工作但无法摆脱贫困的一大阶层。它揭示了经济的脆弱性，并为未来敲响了警钟。新冠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危机，全球变暖正带来越来越多的、趋同的冲击，这些冲击会使人口流离失所，金融市场和经济崩溃。
塔布斯说，人们渴望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渐进的，而是大胆的。不是为了勇敢而勇敢，而是勇敢地迎接我们所处的勇敢时代。全民基本收入，一个曾经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想法，突然出现了。
回到肯尼亚，阿纳姆说，他和妻子获得的额外收入在疫情期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额外的保障，从长远来看，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在基本收入项目开始之前，他所在社区的一些家庭常常一整天都不吃饭。阿纳姆说，“有了基本收入，他们至少可以买到食物，有精力找工作。”
基本收入计划还将他们的社区团结在一起，居民决心用这笔钱来建立社会的基础——为家庭、为人际关系、为工作、为经济保障。
“基本收入正在发挥作用，”阿纳姆说，“我就是活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