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必读供稿。全文编译自华尔街日报，不代表加美财经观点。原作者：Lingling Wei, Bob Davis and Dawn Lim，原文链接：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has-one-powerful-friend-left-in-the-u-s-wall-street-11606924454?mod=hp_lead_pos5
2018年2月，北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来到华盛顿，试图努力避免贸易战。在会见美国同行之前，副总理刘鹤向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美国企业高管寻求建议，高管大多来自华尔街。
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酒店，刘先生对在场的宾客说，“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宾客中包括百仕通集团首席执行长芬克、时任高盛集团副总裁的所罗门，以及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他当时担任游说组织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
为了在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中寻找盟友，刘副总理提出给美国金融公司在中国扩张的新机会。
会议结束后不久，刘向美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包括金融开放问题。但是美国其他大多数行业感到失望，最终特朗普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离他想要的差得太远，还让中国客人们打包走人。
但是华尔街对中国在1月份履行其承诺的方式感到满意。在这封信上签了名的人中，没有专注于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团体。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金融服务公司普遍对进展感到满意。”
但是中国代表团并没有空手回家，这次聚会让华尔街成为达成协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在最终于今年1月签署的中美贸易协议中，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一个突出的进步。
长期以来，美国的富豪们在中国的权力版图中占据着特殊的一席之地，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能施加什么特殊的影响力。特朗普试图让中国两国经济“脱钩”，即将上任的拜登很难逆转这一方向，也可能会接受即成事实，而大多数美国商界并不愿与中国打交道。
然而，华尔街正抓住机会在中国全力以赴。
自贸易协议签署以来，摩根大通获得了一家期货合资企业的全部控制权，此前他们只持有少数股权。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其在华证券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与此同时，花旗集团赢得了托管牌照，可以作为在中国运营的基金所持证券的托管人。
今年8月，百仕通集团获得初步批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开展独资共同基金业务的外国公司，这可能是进入一个巨大市场的入场券，这个市场里充斥着散户投资者。
尽管商业合作很活跃，但怀疑论者觉得中国政府不会让华尔街获得比一个立足点更多的机会。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开放时间推迟了几十年，从而使国有控制的中国机构能彻底主宰金融的各个领域，从商业和投资银行，到私人股本和资产管理。华尔街公司在中国普通储户中知名度并不高。
威尔默黑尔公司驻北京的律师罗斯，为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他说，“中国无意让外国竞争者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正在让更多的公司进入中国。”
机会很晚，也很有限，但外国金融公司还是乐于拿到他们所能获得的任何市场地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金融服务市场，而与此同时，这些金融公司的利润在本国已经受到挤压。
外国金融集团长期的游说努力，在一些激烈争端中站在北京一边，反映了他们对开拓市场的渴望。
7月，超过40个美国贸易团体，从农业和医药代表行业的航空公司，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落实与华盛顿的贸易协议，购买美国飞机、农产品、石油和其他产品。
但是华尔街对中国在1月份履行其承诺的方式感到满意。在这封信上签了名的人中，没有专注于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团体。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金融服务公司普遍对进展感到满意。”
芬克在3月份写给百仕通股东的信中说，“我仍然坚定地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将是我们最大的机遇之一，对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者来说都是如此，尽管我们今天看到了全球化体系的不确定性和脱钩。”
中国在困难时期曾一次又一次地向华尔街寻求帮助。上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的大型银行疲于应付堆积如山的坏账时，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曾请求包括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在内的美国投资银行家帮忙，当时保尔森还是高盛集团的一颗新星。
朱先生支持向美国公司出售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股权的计划，他当时说，这些银行的总资产 “甚至比不上美国一家银行，比如花旗银行”。
作为2001年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一部分，北京同意放开金融业。但美国的银行、券商和其他机构，不得不满足于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扮演小角色。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外资企业在中国银行业的比重仅为1%左右。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承诺让市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2015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引起了全球关注后，他暂停了进一步的市场自由化。
中美贸易战为华尔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经常指望私募股权公司百仕通集团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施瓦茨曼、保尔森和另一位前高盛高管桑顿充当与特朗普政府沟通的中间人。
2018年2月的会议结束后，刘副总理向百仕通集团的芬克寻求如何重塑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议，因为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将在未来几年造成巨大缺口。
芬克不像他的一些华尔街同行那样在中国扎下了根，但他一直希望外界认为，像他这样的公司可以在中国发挥有益的作用。
2018年11月，在纽约君悦酒店接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颁发的奖项时，他谈到了两国的“命运如何交织在一起”。在高管们与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中国驻美大使一起享用菲力牛排时，芬克称赞中国政府帮助很大一部分人口摆脱了贫困。他说中国许多人仍然贫穷，并表示，现代金融市场可能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长期目标。
芬克传递的信息的是，百仕通可以帮助中国家庭建立一个投资安全网。
2019年11月在北京时，芬克曾向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和高管推销他的巨型资产管理公司。说百仕通在中国就应该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样的谈话是百仕通推销自己时标准的话术，百仕通在德国应该是一家德国公司，在墨西哥应该是一家墨西哥公司，等等，但是对于中国东道主来说，这与来自华盛顿的敌意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海一家基金咨询公司Z-Ben Advisors Ltd.的董事总经理亚历山大说，“拉芬克把他对中国的雄心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知道这一点。”
像许多其他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一样，百仕通不能忽视中国。在美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而大打费用战正在侵蚀公司的利润。随着他们的指数基金将更多投资者的收益和公司的财富，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基金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更大程度融合的渠道。
芬克在3月份写给百仕通股东的信中说，“我仍然坚定地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将是我们最大的机遇之一，对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者来说都是如此，尽管我们今天看到了全球化体系的不确定性和脱钩。”
在一份声明中，百仕通称，“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扩张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展本土业务，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因为他们会为退休等长期目标存钱。”
现年68岁的芬克在2006年首次领略到了中国的潜力，当时他们收购了美林的资产管理业务，从而在与中国银行组建的一家合资企业中获得了16.5%的股权，这些股份的价值已经从400万美元上升到约4亿美元，年回报率约为38%。多年来，芬克一直对百仕通未能增持股份感到失望。
2010年代初，在芬克的敦促下，内部工作小组开始将目标坚定地对准了中国，“当时的想法是，许多客户来到百仕通，是因为他们希望拥有全球资产配置。我们需要也应该在中国。”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百仕通在中国领导层支持的一些有争议的举措中发挥了影响力。
当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 Inc.)，首次考虑将在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时（这个指数是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投资的基础），机构投资者对中国企业了解不足以及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感到担忧。
中国一直在大力游说，推动这一转变的另一个强力推手就是百仕通。起初百仕通反对，但在中国放宽了外国投资者交易中国股票的限制后，他们开始表示支持。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是否会有所帮助是个未知数，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他们希望在贸易谈判中不再强调美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已经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说，“比如，为什么为高盛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美国的谈判重点？”
在主要新兴市场指数和追踪这些指数的百仕通基金中，中国已经占比越来越大。
在2017年6月MSCI宣布决定后不久，百仕通之前的一项申请就获得批准，将在中国为一些特定的投资者启动私人基金业务。一位中国监管官员回忆，百仁通对MSCI的决定起到了帮助。
MSCI去年全面调整后，中国在其主要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比重从纳入前的约28%升至约33%。据估计，数百亿美元资金因此投入中国股市。此后，中国股市的涨幅达到了该指数的40%左右。
一些批评芬克的人说，问题是，他如何将公司在中国的基金投资，与他在美国国内自封的企业行为评判者的角色结合起来。芬克曾说，剥削工人或环境的公司不会给股东带来持久的回报。他在让商业圆桌会议通过其2019年8月的声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公司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
在今年写给其他CEO的信中，他呼吁改善公司信息披露，作为“实现更可持续、更包容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
即将离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和参议员凯文•克莱默在6月份的一封信中批评说，芬克在采用双重标准，敦促更仔细地审视，为何百仕通没有“将透明度的要求落实到那些管理不善、行事隐秘的中国公司身上”。
芬克不觉得他传递给美国和中国的信息有矛盾。百仕通说，他们的目标是帮助改善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并倡导披露股东信息。贝莱德认为，中国需要更好的披露股东信息来吸引全球资金。
芬克在9月25日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中，呼吁中国追求“更大的透明度和改进会计标准，以促进投资者信心”。
2017年，当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石油化工公司提出修改章程，要求其董事会就重大决策征求党委意见时，黑石基金投了支持票，许多其他美国资产管理公司也支持。
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它们降低了股东的影响力，并巩固了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百仕通则表示，“现在党委已经在治理中发挥了作用。”
该公司补充称，这些变化“使治理变得更加清晰和透明”，是对投资风险的更充分说明。
虽然1月份的中美贸易协议给华尔街带去了很多，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受到高度监管，政府仍然掌握着谁能进入的关键。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是否会有所帮助是个未知数，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他们希望在贸易谈判中不再强调美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已经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说，“比如，为什么为高盛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美国的谈判重点？”
这一观点在民主党人的圈子中越来越普遍。前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萨默斯曾推动中国实现金融自由化，他最近发表了一份政策文件，建议拜登“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你不会把你稀缺的政治资本或美国的政治资本花在美国金融公司在海外经营的商业议程上，因为这些公司的成功与美国创造就业几乎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