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乌格·沙欣(Ugur Sahin)和厄兹勒姆·图雷齐(Ozlem Tureci)夫妇用他们的新冠疫苗拯救世界时，他们应该还会觉得，作为一家德国生物技术创业公司BioNTech，在西部城市美因茨选择一条名为金矿的街道作为总部，实在是太巧合了。

由于与辉瑞公司(Pfizer)合作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大获成功，而且是全球首个在三期试验中（关键的最后测试阶段）数据良好的公司，BioNTech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219亿美元，是老牌企业德国汉莎航空的4倍还多。

一年前，BioNTech才刚在美国上市。

乌格·沙欣和厄兹勒姆·图雷齐夫妇都是土耳其裔的德国科学家，他们和奥地利肿瘤学家克里斯多夫·胡伯Christoph Huber合作，在2008年一起创立了这家大获成功的公司。创业之初的目标是开发新型的抗癌免疫疗法，改造患者的T细胞，以针对癌症特异性抗原。

今年初，BioNTech的首席执行官沙欣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读到看到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时，他确信这会爆发成全球性的大流行，他对妻子说，“到了4月，我们的学校就得关闭了。”

实际是，德国3月份就开始封锁，比他想像的更早，但是拥有1300名员工的BioNTech，迅速调整了方向，公司的科学家们取消了假期，重新配置了资源。开发出20种候选疫苗，其中5种疫苗在一项名为“光速”的研究计划中进行免疫反应测试，这个项目有500名科学家参与。

“这个星球上没有多少公司，有能力像我们这么快地做到这一点，”沙欣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种责任，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可能是最早研制出疫苗的人之一。”

为了解决分销方面的问题，BioNTech决定再次和辉瑞合作。他们是老的合作伙伴，2018年以来，辉瑞一直与BioNTech合作研发流感疫苗。辉瑞为研发新冠疫苗预付了1.85亿美元。开发完成后，它还将再投资5.63亿美元。

辉瑞公司的希腊籍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Albert Bourla）和沙欣很早建立了友谊，两人在最近的采访中还表示，他们有共同的科学家和移民背景。

希腊和土耳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长期对立甚至多次发生战争的国家，但是两位科学家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的友谊。

“乌格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人，”布尔拉在上个月的采访中说。“他只关心科学。他不喜欢谈生意。他一点也不喜欢。他是个科学家，也是个有原则的人。我百分之百地信任他。”

移民的孩子

成功研发出疫苗以后，乌格·沙欣和厄兹勒姆·图雷齐感到很震惊，他们发现，媒体的报道大多集中在他们的土耳其血统上。

德国最畅销的小报《Bild》的大标题是，“我们的世界可以被拯救，由移民的孩子来拯救。”

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医学官，他们当然更愿意读到他们公司与辉瑞公司合作，如何发现一种针对新冠病毒的高效疫苗的故事。

实际上。对于土耳其裔的德国公民是否愿意融入公共生活的争论，一直是德国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争论焦点。几十年来，土耳其裔德国人，一直被社会的刻板印象所笼罩，人们想当然的认为，他们是一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蔬菜水果商，甚至，是恐怖分子和罪犯。

2010年，在一本《德国消灭自己》的书中，一名德国前政府官员在书中称，土耳其移民降低了德国的教育水平。

乌格·沙欣和厄兹勒姆·图雷齐，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工人”的孩子。沙欣出生在土耳其南部，他4岁时，全家搬到德国科隆，父母在福特工厂工作。他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医生，并成为科隆大学的一名医生。1993年，他因研究肿瘤细胞的免疫疗法而获得该校博士学位。

55岁的图雷齐博士早年曾希望成为一名修女，最终还是学了医。她出生于德国，是一位从土耳其移民的医生的女儿。

夫妻俩拥有德国公民身份，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他们在大学相识，并于2002年结婚。在接受采访时，图雷齐说，她和丈夫在婚礼上，穿着实验室的大褂，匆匆在登记处办完手续之后。又继续研究。

2001年，这对科学家夫妇先是创立了Ganymed制药公司，利用单克隆抗体开发治疗癌症的药物。几年后，他们又成立了BioNTech。

在疫情之间，BioNTech已经是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筹集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拥有1800多名员工。2019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资5500万美元资助其治疗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工作，这一年，沙欣被授予穆斯塔法奖，这是伊朗两年一度的穆斯林科技奖。

2016年，乌格·沙欣和厄兹勒姆·图雷齐以1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Ganymed。现在随着BioNTech市值飙升，这对移民的后裔已经跻身德国最富有的人之列。

但是两位亿万富翁和十几岁的女儿，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一套朴素的公寓里，骑自行车去上班，没有汽车。

移民比普通德国人更有可能创业

德国保守派商业网站 “焦点 ”写道：“有了这对夫妇，德国有了一个成功融合的光辉典范”。

一名议员约翰内斯·沃格尔则写道，如果由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决定，“就不会有乌格·沙欣和厄兹勒姆·图雷齐的德国BioNTech公司”。

实际上，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去年德国60.5万企业创始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外国出身，和一般的人印象相反，这些创业项目并不局限于食品杂货和美食。来自科索沃的难民尼克·米夫塔里（Nik Myftari）创建了一个约会网站Spotted。1988年，从伊朗逃离的纳德•埃特梅南(Nader Etmenan)创建了Novum，如今已成为德国最大的连锁酒店之一。

德国来自国外的移民，或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在国外出生的人数为1960万，占德国人口的24%。另一个智囊团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这部分人群拥有77.3万家企业。其中，46.9万人是独资经营者。剩下的是雇主，主要在建筑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他们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相比之下，同期拥有企业的其他德国人为320万人，减少了27.5万。

贝塔斯曼基金会的阿曼多•加西亚•施密特说，德国人不喜欢自主创业。许多毕业生宁愿选择一份安稳的公务员工作，也不愿忍受创业的不稳定。过去十年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高速发展，有技能和无技能的年轻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移民的选择往往更为有限。各种研究表明，显性或隐性歧视也使得劳动力市场对移民来说更加艰难，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是如此。许多人的原籍国学历和资质证书在德国不被认可，所以创业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赚的钱比做卑微的工作更多。

而且有些人来自具有很强创业传统的国家，成功的企业家是他们的榜样。

全世界其实都是如此，疫情下，人们不得不在家中工作，如果你认真盘点一下，就会发现，居然有那么多服务是由移民后裔来创办的。视频会议平台Zoom是由移居美国的中国移民埃里克·袁(Eric Yuan)创立的。送餐应用“DoorDash”也是由美籍华裔移民托尼•许(Tony Xu)创建的。巴比伦健康公司是一家英国初创公司，由出生在伊朗的阿里·帕尔萨创立，使医生能够为病人提供在线咨询服务。

实际上，包括谷歌和特斯拉在内，硅谷近一半的科技初创企业都是由移民共同创立的。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居民中有58%是在国外出生的，硅谷的高技能技术工人中有六成是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科技中心和伦敦的金融科技中心也同样受到外国人才的推动。

虽然饱受诋毁，但移民是各国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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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很少对移民有什么好的评价，更不用说穆斯林了，但是乌格·沙欣和厄兹勒姆·图雷齐的成就，他也不得不表示赞扬。

然而，虽然看上去反移民人士会青睐高技能移民，但沙欣是在童年随身为普通工人的父母移民德国，并不是被许多富裕国家政府日益青睐的、以技能为基础的移民政策选中的。

如果沙欣没有在童年时移居德国，受益于当地优秀的科学教育，并抓住了那里更大的研究和商业机会，他个人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世界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

帮助社会应对疫情的不仅仅是移民企业家和技术移民，还有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医生是外国出生的，英国医院38%的医生和美国近30%的医生也是如此。很多护士也是移民，而护理院的老人越来越多地由外国护理人员照顾。在意大利，移民占社会护理人员的一半以上。

还有那些工资很低的移民工人，他们很多人是难民，从事着许多人以前认为是 “非技术性 “的体力劳动——所谓的关键工人，他们挑选和包装食物，堆放超市货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并在亚马逊的仓库里长时间地工作。他们一边清洁医院和公共交通系统，一边不得不承受着“抢走工作”的骂名。实际上，和德国一样，本地人更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大部分不愿意从事这些“关键”岗位。

人口流动已经是世界全世界的大趋势，但是在疫情之下，移民活动已经基本停顿。即使在疫情之前，移民和难民就已经是各国右翼的靶子。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朗普，他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一个可怕的榜样，为了拿到选票，他污蔑墨西哥人是杀人犯和强奸犯，并实施了残酷的政策，包括禁止几个（主要是穆斯林）国家的赴美旅行，削减难民人数，以及在美墨边境将儿童与父母分离，像对待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

但是他的支持者并没有意识到，除了这些政策在道德上令人发指之外，在美国科技行业极度缺乏人才的时候，他对临时工作签证的限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直接伤害。

虽然在美国的北方，加拿大在利用这个机会，为外国科技工作者铺设红地毯，在各国中加拿大人也最乐意接受移民，但是当特鲁多政府雄心勃勃的准备在未来三年扩大移民和难民人数时，加拿大人并没有表现出热情。

彭博社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约40%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该在2021年将接受的新永久居民数量减少到34万以下。而36%的人表示，他们希望保持与2019年相同的移民水平。只有17%的受访者表示，加拿大在2021年应该比去年接受更多的移民。

没有移民，加拿大的人口将是负增长，随之而来的将是经济上的大麻烦。但是人们似乎并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理解到这么长远的事情。

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在大肆宣扬移民和难民的种种问题，但是没有任何数据能证明，难民参与恐怖主义或犯罪的可能性比其他种群更大。尽管对各国来说，移民和难民融入社会的过程是渐进的，对他们个人来说往往代价高昂，但他们并没有像右翼分子和其他人所指责的，使福利体系不堪重负，学校和公共预算不堪重负，或剥夺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

讽刺的是，现在看，在移民创办的科技企业的疫苗、还有那些疫情期间支撑关键岗位的移民工人帮助下，全世界经济很可能在2021年出现大的反弹。可以想像，包括拜登政府的美国在内，对移民需求也会随之回升。现在的问题将是，各国政府是否以及何时允许人们重新开始迁移，如果允许的话，他们会选中谁？

新冠疫苗和疫情下的故事，很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移民正在拯救世界，但是，疫情后，他们能拯救自己的命运吗？在全球右转的大趋势下，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www.newsintervention.com/implications-of-rising-xenophobia-and-islamophobia-in-europe/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10/business/biontech-covid-vaccine.html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17/the-coronavirus-is-killing-westerners-immigrants-are-saving-th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nov/09/biontechs-covid-vaccine-a-shot-in-the-arm-for-germanys-turkish-community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0/11/19/how-germanys-guest-workers-become-guest-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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