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四年总统任期，深深动摇了许多人对于美国司法公正的信心。四年来，他不停地操纵司法部保护自己，让整个白宫为了他个人的政治目的服务，使得司法部对于揭发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的调查无疾而终。
特朗普经常要求美国司法部起诉他的个人政敌，还试图解雇特别检察官罗伯特-S-穆勒三世，并压制穆勒报告的公布，虽然某种程度上算是被系统的韧性所抗拒，但他的不合理要求从未得到过纠正，更没有产生过任何严重后果。
他的这种做法，在法律界人士眼中堪称后患无穷。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曾经在2009年至2011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的鲍勃-鲍尔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经在2003年至2004年担任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的杰克-戈德史密斯，这两位专家共同撰写了“在后特朗普时代：重构美国总统职位”一文，给特朗普政府之后上台的政府提出了一项挑战：纠正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在特朗普在4年任期里所暴露的法律漏洞。
他们认为，特朗普不断打破规范和可能的违法行为，破坏了美国公平正义的表象和现实。白宫和司法部明显有几次没有遵守相关的独立规范。有些偏离很严重。如果不纠正，它们将成为流毒无穷的“特朗普政治遗产”，未来的总统可以用更大的权力来遵循特朗普的玩法。
所以他们写道，特朗普卸任后，必须修复他造成的损害，并紧急检查未来滥用的可能性。至少有六个问题需要注意：
1.关于如何起诉前任总统
特朗普下一届政府将立即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是否以及如何调查并在必要时起诉特朗普在任期间可能犯下的罪行。
如果对前总统进行这样的调查，应该在司法部长监督的透明程序下进行。调查和起诉应该由特别顾问进行。
想要寻求宽大处理的前总统应提出申请，但在前总统的申请不应该在任何指控被提出之前被考虑。这个过程应包括司法部长的分析及与国会的磋商。
2.美国总统妨碍司法应该怎么认定
调查可能的总统犯罪的一个挑战是，不清楚目前关于妨碍司法的法规如何适用于总统。作为特别顾问，穆勒认为法律适用，但指出了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一直比较怀疑，但他承认，总统不得改变证据或试图说服证人提供虚假证词等。
为了对未来总统参与特朗普式的阴谋进行最有力的制衡，国会应该修改这些法律，明确涵盖那些涉及为自我保护、保护家人或影响选举而腐败干涉法律实施的总统行为。
3. 怎样限制总统的赦免权和自我赦免
国会应该改革特朗普已经滥用（并威胁进一步滥用）的赦免权。宪法赋予总统赦免权，但并没有使这项权力免于一切监管。
国会应该修改贿赂法规，将总统为试图影响调查中的证词而给予赦免定为独立的犯罪。有人表示担心，这样的交易可能为特朗普对罗杰-斯通的减刑提供了参考。
国会还应该禁止总统的自我赦免，特朗普曾表示他可能会援引这种做法。这样的禁令不会解决自我赦免的合宪性问题，但可能会影响后续的司法分析。
4. 用来保护特别顾问的权限
规范穆勒调查的特别顾问条例需要改革。
特别顾问是一个准独立的调查员，负责审查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可能的不法行为。穆勒的调查揭示了现行法规中的诸多问题，包括限制特别顾问收集并向国会和公众提供有关总统涉嫌不法行为的事实的权力。
条例应该明确承认这一作用，并通过确保特别顾问可以公开报告这些事实来保护它，即使他们被解雇或司法部长拒绝他们的起诉建议。国会还应该明确规定，特别顾问只有在有理由的情况下才能被解雇。
5.限制司法部职权不为党派利益所用
司法部需要修改其内部规则和准则，以澄清妨碍司法的法规适用于部门官员不正当的党派执法行为，任何未达到妨碍司法的此类行为仍然违反了部门规范。
6.把调查权限从司法部长的手中独立出来
司法部应该改革其关于调查的规则，比如康涅狄格州联邦检察官约翰-达勒姆正在对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可能与俄罗斯接触的调查。这种回溯可以达到合法目的，但应该由更独立的监察长进行，而不是由刑事检察官进行。任何被发现的刑事不法行为都应该由特别顾问而不是检察官来追究，后者更直接受司法部长的指挥。此外，部门规章应明确规定，禁止司法部长公开预判正在进行的针对未被指控的个人的调查——现任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经常藐视这一规范。
从单个改革上说，鲍尔和戈德史密斯两位都指出，这些改革都无法阻止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以贬低法治的方式公开评论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改革可以阻止总统和司法部长试图以自私的方式阻碍执法过程。
同时，这些改革还可以加强公平、无党派执法的形象，哪怕美国在任的总统是一个坚定的、连续的规范破坏者。
把“权力装进笼子”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劳永逸的可能，而哪怕是看上去已经颇为严密的制度，也需要不断地被完善才能变得更加强健和经得住权力的考验。
如果说特朗普的任期是给美国的司法和法律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的话，那么在这次大型测试活动中所暴露出的所有Bug，理应得到正视、重视和修复。
至于后面的总统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就看这次的修补工作完成得如何了。
编译：吴十六
